在改造国民党的同时，蒋介石没有忘记对青年学生和广大妇女进行蛊惑、利用和监控，以达到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目的。他责成儿子蒋经国和夫人宋美龄出马，组建两个所谓的“反共救国”组织，一个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一个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
再造“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由于国民党“改造纲要”规定党员的最低年龄为18岁，因此国民党只能在大学建立基层组织，对广大的中学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住全部学生，蒋氏父子决心建立一个范围更广泛的青年组织以补党组织之不足。
1951年底，蒋经国掌管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开始筹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具体由胡轨、李焕等人负责。1952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胡轨等人起草的《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原则》，规定：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参加“救国团”，年龄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的社会青年，凡合于规定者也必须加入。这样，台湾高中以上学生被全部纳入组织，具体讲是高中学生皆为“救国团员”，大专学生则或加入国民党或加入“救国团”，另有相当一批社会青年也通过这种法西斯方式被强逼入团。
当时有人曾提出在“七大”党章中把党员入党年龄降为16岁，并设置预备党员。但“七大”的提案审查组鉴于已有“救国团”的组织，可作为“本党领导青年并储备青年党员的机构”，故将降低年龄与设置预备党员的提案否决。由此可见，“救国团”在诞生伊始，便是国民党的后备军。
1952年3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台湾青年群起参加“救国团”。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经国任主任，胡轨、邓传楷任副主任。蒋介石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大会上致辞，说什么：“今天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创造成立的日子。在大陆千百万男女青年，正被关入黑暗的铁幕；民族五千年文化历史，遭受空前浩劫的时候；我自由中国的青年子弟们，竟能自动自发地适应革命的要求，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此革命复兴的基地，接受统一的领导，纳入坚强的组织，发挥伟大的力量，以参加反共抗俄的战时工作，实在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他还就“救国团”的性质发表了三点看法：“中国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的组织……中国反共救国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中国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战斗性的组织。”[31]
“救国团”总团部设一个秘书室和若干个组。秘书室由李焕任主任，拥有实权，代蒋经国处理日常事务。秘书室之下设五个组，分别管理组织、训练、文化、宣传、青年服务、青年活动及其他杂务，担任各组长的曾宪、包遵彭、许素玉等都是从赣南时期或干校时期便追随蒋经国的心腹干部。以后，又陆续扩展成七组、三室、一会。七组是社会青年工作组、学校青年服务组、海外青年服务组、娱乐活动组、青少年问题辅导组、海外工作组、大陆工作组；三室是研究发展室、事业企划管理室、会计室；一会是团务指导委员会。
陆续担任过总团部副主任以上职务的除胡轨、邓传楷外，还有杨尔瑛、谢东闽、吴兆棠、李元、潘振球、宋时选、高铭辉等。其中谢东闽在1978—1984年间即蒋经国的首次“总统”任内担任“副总统”。蒋经国本人担任总团部主任长达20年，直到1972年他就任“行政院长”时，才把这一职务让给李焕。李焕长期担任总团部主任秘书，权势在副主任之上，是“救国团”的实际主持人，被台湾报界称为“救国团”系统的首席代表。
在总团部之下，设立台湾省分团（后改为团委会）及各县市总队（后改为总支部），县市以下地区则设大队（后改为分支部），其组织网遍及台湾各个角落。此外，“救国团”还把触角伸向海外，在华侨青年中成立总支部或分支部。
“救国团筹组原则”规定，“救国团”的工作分为“反攻”前、“反攻”时和“光复”后三种。“反攻”前，团员要参加各种训练，主要是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还要从事社会服务，协助文化宣传，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劳军、从军运动等；“反攻”时，团员要协助军队担任运输、救护、情报、通讯、组训民众、维护社会秩序等；“光复”后，则要协助“政府”从事教育、地方自治、土地行政及各项“建国复兴”工作。由于国民党的“反攻”和“光复”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救国团”的实际工作仅限于“反攻”前，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
所谓政治训练，就是实施反动思想教育，加强学生“反共抗俄”的决心和意志。其方法多种多样，如限定范围要学生作周记汇报思想动态，或针对某些政治事件对学生作时事测验，或组织青年座谈会、学术演讲会，让学生切磋反动理论，等等。所谓军事训练，就是利用假期对学生进行军事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纪律观念和适应战时生活的能力。
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和实施“文武合一教育”，各师范院校在1951年即对学生进行军训。1952年，国民党在检讨大陆教育失败的原因时感到放弃学生军训是一大失误，认为通过军训，可以把学校当作军营，把学生当作士兵加以管理与控制。学生在学校完成新兵训练任务，也满足了军事上的要求。8月，国民党又规定台湾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都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预备军官训练。8月20日，首批大专院校1105人入营。9月11日，蒋介石亲往训话：“这次大专毕业学生预备军官教育制度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最有意义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军制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新纪元。在‘反共’救国复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正艰难进行的现阶段，我们不顾物质条件的困难，而毅然作此重大的政治措施，其目的和精神之所在，是值得我们每个爱国的青年深切体念和欣幸的一件事。”他又说：“这次学生普遍军训的恢复，和预备军官教育制度的实施，是在针对以往大陆惨痛的教训，求得教育的彻底改造，打破知识离开战斗，士大夫阶层不服兵役，视享受特权逃避责任为荣耀的劣根性，及落伍性，以建立教育与国防合一的永久基础；和恢复我国固有的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以适应当前革命的需要……从军是青年爱国的唯一途径，参加军训更是青年献身革命的具体表现。”[32]因此，谁敢抵制军训就是“不爱国”，就是“反革命”。凡未参加过军训的毕业生，在就业、留学等各方面都将受到阻碍。
蒋氏父子
1953年，台湾当局颁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和《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办法》，进而规定高中学生也须在校内接受军训。在各级学校中，大专院校设立训育委员会、训导会议和训导处，训导处设训导长或训导主任一名，下辖生活管理组、课外指导组、体育卫生组；中学设立训育指导委员会和训导处，训导处设训导主任一名，下辖训育组、管理组。训导人员均需经过严格甄别，除生活管理组组长及成员由军训教官担任外，其余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对于立国基本之三民主义有坚定信仰，兼有行动表现者”。训导工作由“救国团”统一负责，训导部门负责学生的考核、管理工作，监视学生的思想动向，甚至监视老师。有时教育厅想变更学校人事，也需先向“救国团”打招呼。台湾几所著名中学，如成功中学、建国中学等，其校长都出自“救国团”系统，若是想在此类中学谋一教职，必须要走“团”的路线。
“救国团”军训学生的花样很多，每到暑假，即组织高中以上学生到各种“战训队”中学习。“战训队”分骏马队、滑翔队、驾驶队、无线电通讯队、救护队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陆海空三军每个兵种都必须设立若干“战训队”，学生入队后便并入军中，与士兵共同生活，共同操练。对于这种一年一度的军训，蒋军将领们颇有怨言，认为耗费人力物力太多，得不偿失；还认为每年学生到军中“训练”一次，各种军事设施随其参观，各种武器任其使用，军队实在不堪其扰。
除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之外，“救国团”还到处插手，成立了青年写作协会、幼狮月刊社、幼狮通讯社、幼狮广播电台、幼狮出版公司，甚至办了一些工矿企业。该团还曾举办军中服务、农村服务、社会调查，并发动“建舰复仇运动”、“从军报国运动”等多项反动活动。蒋介石在“救国团”三周年（1955）、五周年（1957）和十一周年（1963）的成立纪念日发表了所谓的“特颁训词”。蒋说：“从前大陆上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青年本身对主义、对国家、对领袖，失去他坚定的信仰……现在你们的步伐已迈上了正确坦荡的大道……”不过，蒋介石对“救国团”不是每年都发表一个讲话，不像对“救总”、“孔孟学会”，几乎每年一个讲话。
说来可笑，若按国民党的宪政理论细究，风光一时的“救国团”，其存在的合法性尚悬而未决。因为照“救国团筹组原则”规定，该团属于“政府”，国民党仅以党团方式领导其活动。但在“宪政”体制下，要设立一个“政府机构”，必须获“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同意，而不能由某一个党代替“政府”设立。而“救国团”的成立恰恰是只凭一纸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决议，根本未经“行政部门”和“立法院”的审批。
这样，“救国团”虽被国民党指为属于“政府”，但“政府”的各部门都管不着它。因该团系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出面筹建，该团成立后的重点工作又是组织学生参加军训，所以它成立之后一直在“总政治部”的保护之下。但“总政治部”属于军方，而“救国团”主要是在学校活动，军方干预学校事务，这与国民党的“宪政”不符，所以台湾当局始终不敢明文规定“救国团”属“国防部”。1960年7月以后，国民党在“教育部”内设立了军训处，原由“国防部”办理的学生军训工作交由“教育部”军训处管理，“救国团”便更无理由与“国防部”挂到一起。1969年，“救国团”终因扩展青年工作的需要，经“行政院”核定解除原隶属关系之后，向“内政部”申请登记为社会运动机构，惟业务仍由“行政院”督导。1989年，台湾当局颁布《人民团体法》，“救国团”随即研究组织章程，经团务委员会通过后，率先向“内政部”申请登记为社会团体，经“内政部”核准并颁发立案证书与图记，又向台北地方法院办理了社团法人登记，确立其属性及法人地位。很显然，“救国团”的性质起了变化，它的宗旨明文规定：“协助青年增进知能、锻炼体魄、参与社会服务，发扬爱国精神。并在‘我们为青年服务，青年为国家服务’的理念下，策划办理各种有益青年身心及有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活动与服务。”
建立“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
自与蒋介石结合后，宋美龄曾发起组织了多项妇女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襄助蒋介石；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她认为：“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及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算是进步的国家。”[33]她鼓励妇女同胞：“国家的力量是依着人民的力量而消长的，居人口半数的妇女，有绝对的理由为国家出力。”
抗战结束后，继而内战。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为了挽救危局，宋美龄于11月底赴美乞援。但这次访美与1942年那次访美恍若天隔，宋美龄在华盛顿连连受挫。她的出现，“使官方左右为难。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对她企求‘在目前的斗争中’给予援助的要求，表示出一些同情”。[34]宋美龄会见杜鲁门，不但毫无结果，而且杜鲁门公然表示不准备再见面了。1949年1月6日，宋美龄满腹心酸地来到纽约，在此之前，她通知有关人员“做回国的准备”。但由于国内政局骤变，宋美龄只得滞留美国，直到1950年1月10日才离美赴台。离美前一天，她还在纽约电台发表向全美广播演说：
你们所给的是爱的赠与，你们从未要求任何报酬。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被珍视为友谊与慈爱的象征。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我的国家虽然极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未参加求援的竞争……我们伸着空无一物而愿接受援助的双手直立着，我们谦卑而又疲惫的直立着……不论有无援助，中国决为自由而战……[35]
1月13日，宋美龄回到台湾，立即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为焦头烂额的夫君分忧。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职文告，宣称“扫除‘共匪’”、“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中国”。3月13日，他又发表题为《复职的目的与使命》的讲话，提出把“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1950年3月8日，宋美龄发表了《妇女节致词》，响应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号召。她在致词中呼吁“应以美国妇女工作和奋斗的精神为借鉴”，号召台湾妇女“应为前线的伤患兵员服务”，并提出组织一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大会”，公开在妇女界打出反共旗帜。4月3日，宋美龄在“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发表了《今日中华妇女的重要使命》，再次强调了“反共复国”的主张。
4月17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宣布正式成立，宋美龄主持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蒋介石在会上作了讲演：“今天台湾各地妇女代表，到台北来出席‘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大会，我得到机会参加，觉得很高兴……妇女联合会，今天来做反共抗俄的工作，就是要拯救整个的中国，拯救我们全国的人民，拯救沦陷区的亿万同胞，同时也就是拯救我们自己。”他接着提出了三点要求：“（1）我们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领导全台湾的妇女同胞，在家庭，在社会，领导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个人都能动员起来，参加反共抗俄的工作，并劝她们努力救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确保台湾达成反共抗俄的重要使命。（2）妇女同胞要特别注意的，现在‘匪谍’的潜伏活动与阴谋，他们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蓄意破坏我们的国家，尤其利用妇女，引诱自己的丈夫子弟，以败坏伦理，摧残家庭作为破坏国家的起点。所以今天妇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严密防止‘共匪’的破坏工作，从而拯救我们的国家和自己。（3）希望全国妇女同胞，贡献力量救国，而最要紧的就是节约，生活要特别节俭，以节余的人力物力来推进反共抗俄的工作，也就是贡献力量给我们的国家与全国的同胞。”[36]
1950年1月10日，宋美龄离美赴台，时任『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前往送行。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宋美龄担任，常务委员15人，委员150人。下辖组训、宣传、慰劳、总务四组及秘书室。妇联会以设在台北的总会为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决策并推动工作，由主任委员一人总揽全责。总会之下设分会和支会，支、分会由机关和地方单位分别设立。此外，在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工作队。从妇联会正式成立到1950年7月1日止，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成立了分会34个、支会54个、工作队4个，会员人数达18388人。该会除积极组建基层组织外，主要致力于慰劳及宣传工作，当年就取得了相当的“实效”。
慰劳工作方面：妇联会发动捐募50万套衣裤运动，捐到布匹7569匹28码5丈，并设立妇女工厂，发动妇女3628人，每日轮流到会或自领制成短袖衬衣裤67万套，长袖衬衣裤125500套、绑腿20000副、麻鞋5800双。此等制成品或由该会自行送达防地劳军，或送联勤总部统筹分发三军士兵应用；收受各方捐助大批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牛奶、香烟等转赠前线官兵；慰劳空军将士；救济劳军；欢迎舟山撤回国军；参加各种慰劳团，携带大批物品，慰劳驻地三军士兵。
宣传工作方面：妇联会出版了《中华妇女》月刊；举办征文及妇女反共抗俄壁报竞赛；编印成立大会纪念特刊；搜集宣传资料10种；分赠劳军书报9000余册；印发告英勇将士书2万余份；举办妇女讲座；举办广播及巡回讲演；举办妇女时事座谈会；摄制妇女反共抗俄活动新闻片8万公尺；放映反共抗俄电影及幻灯宣传片；成立歌咏队。
宋美龄在妇联会主任委员的位置上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为积极全面开展工作，她每天都到妇联会办公，带头制作慰劳品。妇联会下设有缝衣工厂，每天都有100多位妇女义务为军人缝制军衣，宋美龄也亲自参与缝制军衣的工作。
每到逢年过节，宋美龄就亲自带着妇联会委员深入军营、幼稚园、学校等地进行慰问。
1950年7月29日，宋美龄在酷暑之中，慰问了居住在台北市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军眷，并赠送大批饼干、糖果给该部军眷的小孩。据报载，宋美龄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每当她下车抵达一处时，该部军眷及小孩，即一拥上前，献花致敬，热烈鼓掌，以欢迎蒋夫人的到来。宋美龄则对欢迎人群说：“不敢当，谢谢，我今天是特别来慰问你们的！”军眷们听后，均为之深受感动！
1952年2月28日，前往金门劳军。她在战地指挥官胡琏陪同下赴伤患医院及部队驻地巡视慰问，竟长达六小时之久。在金门，宋美龄再次显示了她的演讲口才。她在检阅一支反共劲旅时，作了极为动人的演说：“我知道你们寒冷，知道你们辛苦，我时刻都在纪念你们，‘总统’也很关心你们，所以我一定来看看。”接着，她又以亲切的语气询问士兵是否收到了妇联会制作的棉背心。
在劳军中，宋美龄目睹了伤残荣军的痛苦，号召推行“残而不废运动”，为荣军装配假肢，使许多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士兵生活有了保障。
为了鼓励军人子女勤奋学习，宋美龄还曾在1958年指示妇联会拨出专款20万元设置奖学金，协助当局发挥教育的功能。她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共同研讨举办军人子女奖学金的各项实施办法，决定了此项奖学金的奖励对象和各级学校的分配名额，并作成草案，送呈常会通过实施。
宋美龄不仅亲临主持妇联会，她还让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参加妇联会的工作。正如台湾作家江南所说的，“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
要有效推动组织工作，充裕的经费来源是相当重要的。妇联会是民间团体，所需的经费需要自行解决。1956年5月17日，在妇联会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宋美龄还专门谈到了经费问题，说：“我们未来的工作是很艰巨的，尤其在经费方面，因为妇联会没有什么固定经费收入，须要倚靠各分会、支会自己想法子去谋发展，这是很抱歉的事。不过在本会来讲，也可以说没有一定的钱好去拿到的。”[37]宋美龄的话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困窘的政经局面；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在工作第一的要求下经费来源可以相当弹性的事实。宋美龄虽要求各分、支会自己设法筹措资金，但妇联总会还是会不定期地拨给款项，特别是遭遇重大灾情或军情的情况下，如1959年妇联会即拨给各分会劳军款总计435390元。
从形式上看，妇联总会规划了三个经费来源：会员会费、捐款、政府补助。[39]会费采由各委员自由捐助。而捐款与政府补助部分，来源则比较特殊且充满神秘感。[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