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四”事件的爆发
1954年12月2日，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标志着美台关系达到了顶峰。但美蒋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并未得到消弭。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和平解放台湾”这个意向性的宣传口号转入具体实施阶段。然而，蒋介石出于顽固的反共立场，拒绝了和谈建议。艾森豪威尔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当共产党呼吁和平，而国民党却叫嚷“反攻”的时候，美国人民是无论如何不会支持白宫的援蒋立场的。但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怕台湾当局真的响应和谈号召，使经营多年的西太平洋防线被拦腰截断。台湾当局则担心：美国坚持要求国民党“放弃使用武力”，简直就是在和中共唱双簧。此外，艾森豪威尔私下里与中共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也使蒋介石父子心里酸溜溜的，很不好受。尤其是蒋经国，其个人势力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年轻气盛，民族自尊心强烈。在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曾下令三军官兵一律不得接近美国顾问。当国民党撤退大陈之时，他又指使亲信江海东和长子蒋孝文，率人拦截参加美国服装表演会的外国使节，搅乱会场，并以此向赴会的美国大使蓝钦表示“沉重的抗议”。
以后，美蒋矛盾继续深化。蒋经国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对采取自由教育方式的美籍学校很是恼火。1956年10日，他指使《联合报》和《民族晚报》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在台湾舆论界大造声势，猛烈抨击那些不让子女进中国学校，而把子女送入设在台湾的美籍学校的人。《联合报》甚至建议剥夺这些学生及其父母或保护人的“国籍”。台湾当局“教育部长”张其昀，也出面劝说美籍学校的负责人不要再收中国学生。12月22日，台湾当局“教育部”正式发出训令，要求外国人设在台湾的各家学校只能招收外国学生，原在这些学校里读书的中国学生应一律退学。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湾当局的种种“反美”迹象并未引起高度重视。1957年1月，蒋介石宣布该年是“反攻复国”的决定年，是“七年来对于动员作战的一切准备和努力，也就快要达到发挥其最大力量”的一年。美国闻讯后立即通知台湾当局，称不赞成“国民政府”反攻立场，亦不拟对台湾的反攻行动予以协助。台湾当局勃然大怒，痛骂美国“拉我们的后腿”，“先把底牌亮给敌人看”。美国方面对以蒋经国为首的“鹰派”作出了“适度”的反应：指使情报人员在香港制造“蒋经国通共”的谣言，力图削弱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美联社公然宣称，说蒋经国已把中共和谈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并说蒋经国已秘密会晤了中共的元帅陈毅。香港的褚定民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说什么“蒋经国有朝一日会亲手在台湾升起五星旗，配合中共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人员，实行强占台湾”，并印成小册子到处散发。当月，蒋经国赴美访问的申请也被移民局以蒋方良是苏联人为由驳回。3月，美国“大使”蓝钦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口无遮拦地说：“蒋介石是一个伟大人物，但是并不是必不可缺少的。如果他因健康不能继续领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将是一次正常的、合法的、和平的继承。”胡适、雷震等“自由分子”闻言大喜，乘机掀起了“劝蒋总统退休运动”，逼蒋下台。结果，国民党所操纵的港台报纸骂声一片。《新生报》指责蓝钦“在驻在国谈驻在国元首的继承问题是极不礼貌的”。香港《自由人》半周刊痛斥蓝钦“身为大使，理应明白谈论涉及驻在国内政时应持的态度和应有的限度，何能夸夸其谈，放肆地出言”。《工商日报》更是措辞强硬：“中华民国对其本身命运，自会善为安排，不必美国代为支配。”“（当局）自有其交友条件、立国原则。任何损害到我们这些标准的，我们都将不辞反击，绝不屈服。”
对国民党舆论的“微妙”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当然有所察觉，但那些缺乏政治敏感性的驻台美军依然莫知莫觉，他们自持是台湾的“恩主”，平时飞扬跋扈骄横惯了，像飞车伤人、欺凌妇女、酗酒闹事等暴行，每天都有发生。台湾人民的反美情绪急剧攀升，无奈当局每每遇到此类事件，一向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极力将民众的愤怒压制下去。于是，这些愤怒就在地底下慢慢积聚、翻腾，只要一颗火星落下，就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爆炸。
3月20日夜，顾问团上士雷诺在美军住宅区枪杀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少校学员刘自然。阳明山警察所随即派员前往调查，雷诺称因发现有一陌生人偷看他太太洗澡，才拔枪射击。并称开枪前，这名陌生人曾手持铁叉向他进攻。根据雷诺提供的线索，警方对案发地点500米之内做了地毯式搜索，未发现什么铁叉，而且雷诺家的浴室也未曾有使用过的痕迹。阳明山警察所认定雷诺所言疑点甚多，欲扣留带回，但被美国宪兵阻拦。理由是：驻台美军及其家眷享有“治外法权”。台湾警方只得将他移交美国军事法庭审判，并通报“外交部”知晓。叶公超立即向蓝钦发出照会，提出三点要求：（1）该案未解决前，雷诺不得离境；（2）美国军事法庭须在台湾公开审判雷诺一案；（3）审判应求公平，并迅速宣判。蓝钦表示“一切照办”。美国顾问团团长鲍文也在给刘自然遗孀的复信中说：“绝对会有一个公平的审判。”
美国人的表态使台湾当局松了一口气。不料，在审判前夕，美方突然变卦，人为地制造出各种麻烦。5月17日，美方通知台湾方面，将在台湾组成军事法庭审判雷诺，但台方只可派三名记者旁听，外国驻台记者不限。台湾报界顿时一片哗然，国民党“新闻局”不得不据理力争，终于迫使美方让步，允许中国记者自由旁听。
5月20日，军事法庭开庭。雷诺在庭上对3月20日的证词作了修改：出事那天，他听见太太在浴室中惊呼有人偷窥，随即带枪从后门出去，向一个手持木棍的陌生男子开了一枪。那人中枪后向竹林爬去，他则回屋打电话叫宪兵。等他再出门时，发现那人又侧身屈膝走了回来，因担心其携有枪支，于是又开一枪，将其击毙。
检查官（美军泰波特上尉）对雷诺的新供词提出了三点质疑：（1）法医鉴定死者的创口直径约1英寸，并残留有火药痕迹，当在16英寸以内射击，才能形成这样的效果。（2）据阳明山某单位电话总机值班人员称，听到两声连续枪响，中间并无间隔。（3）雷诺邻居的太太证明，雷诺曾和刘自然在家中喝酒。
面对盘诘，雷诺数次支吾其词，语无伦次。那么案情到底是怎样的呢？香港报纸报道说：据刘自然的朋友称，刘与雷诺原是朋友。雷诺通过刘贩卖毒品。按照美军军纪，如果贩卖毒品，就立即会被遣返回国接受惩处。刘知道这一点，于是在交易中吃没了雷诺的“货”。雷诺气急之下遂将其击毙。
这显然是一起黑吃黑的凶杀案。但在审理期间，台湾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各大报纸均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贩毒一节，似乎是怕影响人们对刘的同情心。由蒋经国的亲信王惕吾主持的《联合报》连篇发表评论，抨击美国“援外是第五点，任意杀受援国家的人民是第六点”[185]，并呼吁“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186]
5月23日，“考验”揭晓，军事法庭以“正当防卫”为由，宣判雷诺无罪。全台湾舆论哗然。24日清晨，《联合报》即于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发表《抗议美军蔑视人权》的长篇社论，并登出刘自然夫人奥特华的《我向社会哭诉》。9点30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外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台“大使馆临时代办”皮尔契，对雷诺杀人案审判结果深表不满，并以“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名义，要求重新审理此案。
正在叶公超向皮尔契提出抗议之时，刘自然的遗孀奥特华持一块用中英文写的“杀人者无罪吗？我控诉！我抗议！”的标语牌到美国驻台“使馆”门前示威。10点40分，台北“警察局长”刘国宪、“督察长”宣善屿等率大批警察赶到。他们劝奥特华或者到美国“使馆”里面去谈，或者经“外交部”交涉。奥特华拒绝劝诱，并声称要在中国领土上，仅代表她个人做一个“无言的抗议”。此时已有不少群众围观，刘国宪等也不再过问。
中午12点左右，人越聚越多，“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魏景蒙是蒋经国的密友之一）也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奥特华放声大哭，语不成句地说：“难道一个美国士兵便可肆意杀人？而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却不值一顾？”“谁无父母？谁无丈夫？谁无子女？美军当局如此不讲法理，草菅人命，在台美军何止数千？如果打死一个刘自然可以宣告无罪，则今后势必将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无数的刘自然的事件出现，我国人的生命和人权可说毫无保障。”“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中国人抗议，除非，美国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上述谈话录音，当即由“中广公司”转播。
13时左右，奥特华仍在美国“使馆”门前哭诉，有一妇人听得伤心，也为之唏嘘，全场气氛凝重而凄惋。这时，忽然有人喊了一句：“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这句话像一颗火星儿点着了火药桶，在场的6000多群众齐声喊打，人们开始向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块。13时20分，数百人冲入“使馆”，捣毁汽车，砸烂门窗，并撕下美国国旗，换上“中华民国国旗”。15时15分，台湾“警务处长”乐干到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此时，成功中学的军训教官带领50多名学生到达“使馆”院内，为群众呐喊助威。16时20分，有人在地下室发现躲藏的“使馆”人员，遂拖出痛殴。此时，警方开始插手，他们迅即将“使馆人员”从拳脚下抢出，“保护”转移。另有几次纵火，也被赶到的救火车扑灭。17时，警察动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但一个多小时以后，大批群众再次冲过警察封锁，进入“使馆”做彻底破坏。与此同时，美国新闻处和美军协防司令部也受到数千名群众的包围和攻击。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被1000余名学生捣毁，馆藏书籍被付之一炬，火光映红了对面的台北“警察局”大楼。19时整，台湾“卫戍司令部”正式宣布戒严。大批军警开到美国“大使馆”、协防司令部和美国新闻处前面设置警戒线。这时，示威群众中开始谣传有人被捕。于是，人们转而包围了台北“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并点燃了警察局车库。警察开枪镇压，双方混战一场。结果，示威群众有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警察也有五六人受伤。23时，台湾当局出动三个师的军队进入台北，局势才得到了控制。
事发之后，美国政府表示震惊。驻台“大使”蓝钦立即向“外交部长”叶公超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调查幕后主持人，严惩肇事者，赔偿一切损失。当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宣布“绝不重新审理雷诺案件”。从5月25日起，美国各报连续数天在显要位置报道台北“暴动”的消息，齐声指责台湾当局“忘恩负义”，要求重新考虑对台关系。许多国会议员也威胁说要重新考虑对台援助“是否明智”。甚至连一向支持蒋介石的右翼参议员诺兰，也在他主办的《奥克兰论坛报》上发表社论，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次对台北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新闻处的攻击是由拥有很高权力的某人策划的”。有些美国官员则公开指出：诺兰所谓的“某人”就是蒋经国。
美国人指责此次事件是台湾当局的杰作，当是事实。此事本身很有可能是台湾当局想搞一场抗议活动，包括一定限度的“骚乱”，结果事态失去控制，最后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事发当日，蒋介石不在台北，因此蒋经国也确实有摆脱不了的干系。根据有关资料，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证实台湾当局“涉嫌”此事：（1）在事变之前，已有一些住在台北的美国人从中国朋友那儿得到了“呆在家里”的警告。（2）领头的闹事者都是英文相当好的知识分子，很多人佩戴着蒋经国领导的“青年救国团”的团徽。（3）成功中学亦有50余名学生在军训教官的带领下前往声援。这所学校的学生多为国民党的高干子弟，包括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文、蒋孝武。该校校长潘振球是蒋经国的心腹，也是“青年救国团”的主要负责干部。（4）示威者带有“中华民国国旗”，后来参加示威的学生更是成群结队地举着标语和旗帜，说明事先已有准备。（5）警察明显地持放任态度，“和平”观望骚乱竟达四五个小时之久。（6）官方控制的“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奥特华的哭诉，极尽煽动之能事。（7）“使馆”内的保险柜被砸开，大量机密文件神秘失窃。
5月25日凌晨，蒋介石返回台北，立即召集陈诚、于右任、叶公超、俞鸿钧、张道藩等人商议善后事宜。蒋经国主张不能对美作太大让步，并要求取消驻台美军的“治外法权”，至少要达到重审雷诺的目的。但多数与会者持稳健姿态，认为不应该和美国闹得太僵。当天，“行政院长”俞鸿钧发表声明，对事变“深感遗憾”，并保证要“惩办不法分子”；驻美“大使”董显光也奉“外交部长”叶公超之命，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正式道歉照会；26日，蒋介石接见蓝钦，声明“这次事件的起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人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并表示愿赔偿美方的一切损失。[187]随后蒋介石宣布撤免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代宪兵司令”吴志勋、“代警务处长”陈有钦的职务，并任命“陆军总司令”黄杰兼任“台北卫戍司令”。警察、宪兵和特工人员也开始四处出动，拘捕“暴乱分子”。
27日，叶公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再次对“反美事件”表示遗憾和歉意，并反驳了此次事件系由官方组织的说法，声称“台北不存在普遍反美情绪”。当天，董显光也在华盛顿向美国解释此次事件只是“孤立事件”，绝无官方背景，并重申愿赔偿美国的一切损失。28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宣称“反美事件”只是因为人们对审讯不满而导致的“情绪激动”，“这里（指台湾）并没有任何反美情绪”。他还为自己“辟谣”说：“我认为，只有和美国人合作，我们才能指望完成消灭共产党人的大业，因此只有两个理由我会是反美的——我疯了或者我是个叛徒。”对于外界有关他的种种指责，小蒋“表示吃惊”。
既然台湾当局已作出一系列让步，美国方面也就见好就收了，山姆大叔毕竟舍不得丢失台湾这条“不沉的航空母舰”。29日，杜勒斯宣称台北事件不会使美国改变对台政策。6月1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自上月二十四日台北市发生损毁美国大使馆的不幸事件以来，我感觉到这是我参加国民革命五十年中一次很大的刺激，也是我平生一件莫大的遗憾。现在姑且不论此一事件使我们当前反共抗俄的大业受到如何的影响，使我们复国救民的工作遭遇到如何的损害，对于中美两国百年来传统的友谊招致了如何重大的创伤，我最痛心的是使我们整个国家的信誉和民族的尊严，蒙受了不易洗清的污点。”[188]
6月3日，台北解除宵禁。26日，台北“卫戍区军事法庭”宣布对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计警方先后共逮捕嫌疑分子111人，有71人在审理过程中陆续获释。在被起诉的40人中，2人宣布无罪，当庭释放；10人免于刑事处分；16人被判罚款但缓予执行；1人被判缓刑；4人被判有期徒刑，后改为罚款；7人被判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可以说台湾当局对“五·二四”事件的处理，是相当宽大的。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尽量低调处理，未再对台湾方面的审判结果作过多的干涉。这样，双方似乎在表面上达成了“谅解”，并取得了“共识”。但此次事件在美蒋之间遗留下的那一层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要恢复到50年代初的那种“蜜月”关系，已是决无可能了。
“康隆报告”风波及联大席位危机
20世纪50年代末，美蒋双方又在“协防”问题上发生冲突。台湾当局高呼“反攻大陆”，希望水搅得越混越好，力图让美国从“边缘政策”卷入到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去。而美国政府则拼命压迫台湾当局撤退属于福建省的金门、马祖，以便在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幌子下，制造“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1958年10月23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签订了《蒋杜联合公报》，把国民党奉为国策的“反攻大陆”改为“恢复大陆人民自由”，并指出：“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所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这等于是给蒋介石套上了一个紧箍咒，断绝了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武装反攻的可能性。许多国民党要员知悉此事后都痛哭流涕，认为返乡无望了。香港《工商时报》更是尖刻地批驳说：“（美国）把中华民国安放在一个无期徒刑的监狱里，而自己为监狱官。”[189]
与此同时，美国高层决策者中，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红色中国”的分量，他们要求重新评估对华政策。1957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西奥多·格林就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承认了其他共产党国家而不承认中国，我看不出其中有何道理。”[190]美国出版业巨子约翰·考尔斯称对华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不改弦易辙，“继续走下去，必定发现是死路一条”。甚至连知名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做法是“在自我设计的神话中不能自拔”。[191]
面对政坛内外的议论纷纷，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组织了数次有关对外政策得失的听证会。不久，参议院外委会又通过立法程序，拨款30万美元，委托国内智囊团在1960年6月之前完成15份专题研究报道。位于旧金山的“康隆有限公司”（Conlon Associates, Ltd.）负责撰写其中的两份报告——“美国对南亚政策”、“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1959年9月1日，报告完成，发表时合二为一，称《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康隆报告》首先分析了“红色中国”的现状，认为：（1）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绩“给人印象深刻”；（2）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有实力”的政体，尽管内部有冲突，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不可能受到挑战”；（3）根据其现有的综合国力增长趋势，“共产党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192]
接着，《康隆报告》又分析了中国的外交走势：（1）随着时间推移，中苏间的共同点必然减少，其摩擦必然增大；（2）中共外交中有主张“互不干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的“周恩来模式”，也有“对外颠覆和输出革命”的“列宁模式”；（3）中共对西方资产阶级存在“敌视”情绪，但又能“区别对待”；（4）中共视美国为主要敌人，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
《康隆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三条路可以走：（1）通过孤立的办法对华予以遏制；（2）关系正常化；（3）进行和谈。第一条路是美国的现行政策，已显现弊病；第二条路看起来，无疑又走得太远了；第三条路，则似乎才是真正的稳健之道。
故此，康隆公司的智囊们提出了对华政策四项建议：（1）取消对中共的贸易限制；（2）与盟国和中立国讨论以下问题：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使“台湾共和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提议中共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3）与“国民政府”进行特别讨论，希望达成以下协议：美国将继续恪守对台湾和澎湖的责任、美国亦将为“台湾共和国”提供保护和援助、台湾的军队退出金马、美国帮助自愿离开“台湾共和国”的“国民”返回大陆；（4）美国可与中共先行签订一项商务协定，如协定运转顺利，可随即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参议院外委会在接到这份报告后，继续举行对华政策的听证会。然而艾森豪威尔时期不存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大气候，所以国务院官员宣布不能听证。不久，消息走漏，《纽约时报》等媒体均对此事作了详细的报道。蒋介石及其官员们注意到：（1）《康隆报告》虽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但系受美国国会委托而研拟，而且又公开发表，无疑足以影响舆论的方向与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2）美国国务院内部对《康隆报告》看法不一，始终未正面驳斥或否定该报告的主张；（3）《康隆报告》使美国策划已久的“两个中国”之说具体化，影响恶劣；（4）《康隆报告》中没一处提到“中华民国”，具有封杀国民党政权的倾向；（5）该项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包括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就有很可能入主白宫的肯尼迪。
一时间，台湾上下惊恐万状，纷纷谣传美国对台政策将有重大转变。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大骂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失败主义者”，“视我为鱼肉，可任其宰割”。右翼文人也痛斥美国“有意‘活埋’我中华民国”。为了安抚台湾当局，美国国务卿赫特连续几次发表声明，称《康隆报告》不代表官方意见，美国对台立场并无改变。台湾当局见美国人已表明立场，先自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为了装门面，还是将“外交部发言人”沈剑虹推到台前说“草拟这个报告的人们，显然对于‘匪伪’政权的侵略本质并无透彻的了解，他们似乎依据一种幻想，以为安抚‘匪共’就可换得远东地区的暂时和平”。骂过之后，台湾当局算是得了面子，此事也就慢慢冷却下去，没了声息。
不料，次年（1960）美国总统大选，曾参与制定“康隆计划”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旧事重提。他抓住中国问题向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发起猛攻，主张胁迫台湾放弃金、马，借以换取中共承诺不进攻台、澎，进而使该地区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肯尼迪的这套主张经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鲍尔斯的梳理归纳，成为所谓的“中台国方案”，其要点是：（1）美国施压迫使台湾从金、马撤兵，并鼓励金、马等沿海岛屿中立化；（2）美国继续承担保护台湾的义务，且由联合国负责保证台湾的安全；（3）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并向后者表明它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目的不在鼓励国民党反攻大陆；（4）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它的政体最后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鲍尔斯的“方案”一面世，立即引起台港国民党报刊的猛烈反击。香港《工商日报》指责“中台国方案”是“来自美国的一个神话”，“其命意荒谬，设词矛盾，为美国政略多年来一种最恶劣的对华态度。我们认为鲍身为美国民主党的要员，而又传为可能是肯尼迪‘影子内阁’的国务卿，其居心如此，其行事可知，说不定他们要再一次出卖中华民国，这是值得向美国明智之士提请注意，与呼吁我国人民提高警觉”。[193]
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利用台湾当局的反应乘机造势，宣称“在任何地方我不让给中共一寸土地”，并指责肯尼迪放弃金门、马祖的政策是“走向战争与投降——或二者都是”，后又进而将指责升级为“不负责任”、“鼓励侵略者”。肯尼迪则讽刺尼克松不讲究外交策略，只顾“扣动枪机的一时快乐”。他还说美国的确有义务保卫台湾，但共和党政府甘冒世界大战的危险，硬将金、马“划入防线内部”，则是“不明智的行为”。
正当驴象之争未见分晓之时，蒋介石也插进一脚，企图对大选结果有所影响。10月14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政治领袖，尽管是在激烈的竞选期间，居然不负责任地大慷他人之慨，而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随便处置了，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且这个国家，正好是他的盟邦。我们愿意确切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如下：在任何情形之下，中华民国决不会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包括肯尼迪参议员在内——而放弃他的任何一平方寸领土”。此话一出，立刻招来美国民主党的强烈不满。台湾驻美“使馆”也发回急电，认为点肯尼迪的名不好，一旦肯尼迪当选，将使台湾方面处于极为难堪的境地。不料，“使馆”人员的进言竟成谶言，肯尼迪果真当选。蒋介石差点没背过气去，亲自查问那篇“外交部”声明是谁写的。结果发现，点肯尼迪名的那段话原来是“外交部政务次长”许绍昌在原稿上“画蛇添足”加上去的，发表之前曾征得“外交部政务次长”沈昌焕的同意。于是，许绍昌被贬为驻拉美某小国的“大使”，沈昌焕也受到蒋介石的严厉申斥。[194]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他面临如何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难题。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进白宫“献策”，提出“宗主权”方案：（1）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台湾拥有宗主权；（2）压迫中国共产党承认台湾的独立；（3）两个政权同时参加联合国，但台湾只拥有席位，并不是主权国家。费正清的“宗主权”方案受到白宫高度重视，同时也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抵制。我国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所谓“宗主权”方案，是美国人在推行“两个中国”论无法得逞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变种，其形式是从“两个中国”变为“一个半中国”，实质则仍是“两个中国”，意在使中国的分裂局面永久化、固定化，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台湾当局对“一个半中国”更是倾全力抨击，因为这个方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宗主权，并否认台湾当局对大陆拥有主权。
不久，美国副国务卿鲍威尔又提出了所谓“分享方案”，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联合国大会席位，而让台湾当局保留联大安理会席位。鲍威尔的方案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同时也遭到了蒋介石、陈诚以及国民党元老在各种场合的猛烈抨击。台湾的“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纷纷发言，指出鲍威尔的“分享方案”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是注定要失败的。CC老将潘公展，甚至在美国发起了500万人签名运动，对“两个中国”的言论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由于国共两党对两个中国反应激烈，肯尼迪被迫免去鲍威尔的副国务卿职务，开始做一些低调处理的前期准备。1961年7月，陈诚访问美国，随行者包括“外长”沈昌焕、“副参谋长”赖名汤、“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长”李国鼎、“新闻局长”沈剑虹等。访美期间，陈诚向肯尼迪面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旋风般先后访问了肯尼迪、腊斯克、美国国会、麦克阿瑟、联合国、旧金山以及美军太平洋总部。肯尼迪被陈诚一行弄得头昏眼花，被迫声明放弃搞“两个中国”的计划，并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大会中的中国席位。
美国在中国联合国席位上的主要谋士是史蒂文森，他坚持联合国应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但肯尼迪却不主张让联合国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最高决策部门的一次讨论中对史蒂文森解释说，为了避免“院外援华集团”和共和党的攻击，因此希望“争取12个月”，然后“接纳北平进入联合国”。[195]
1961年，陈诚赴美访问。
为了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继续采取“缓议”战术。即利用一项在1951年通过的“缓议案”，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法案通过的当年，支持者为37国，反对者为11国。但到了1960年，此项比例已变为支持国42票，反对国34票，形势很是“凶险”。为了确保台湾当局在联大的席位，美国人再次耍弄手腕，一方面声称同意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另一方面却建议将此事列为重要问题，要求必须有2/3以上成员国同意方可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换言之，美国只需有超过1/3的票数，即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11月15日，“联大”以61票对34票通过美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案”，中国合法政权再次被无理排斥于联合国之外。作为交换，蒋介石同意不对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行使否决权。[196]
美蒋通过幕后的“黑箱操作”，虽然在联合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苍白无力的。有台湾学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重要问题案’的成立，本质上的重点不在绝对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而是坚持中共进入联合国不得排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假定当时苏俄和中共不坚持‘排我纳共案’，联合国内的两个中国代表恐早已成为事实。”[197]就连肯尼迪也说：“台湾代表在联合国，这确实不符合逻辑。”[198]随着中国政府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威信，台湾当局害怕被逐出联合国的心理也日甚一日，毕竟由“重要问题案”构筑的堤坝终有被冲垮的一天。
“外交防线”的破裂
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政府通过越战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发觉中国共产党人并非苏联的驯服工具，因此萌生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1963年11月6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发表了名为《美国中国政策的再肯定》的演讲，宣布：“未来中共领袖们的态度如何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假如我可以改写我们过去的‘经典’的话，今天我们追求一种对中共的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决心对未来改变与中共关系的任何可能性保持门户开放，而不会拒绝于我们于自由世界以及于中国人民均有裨益的任何进展。”“我们绝不散播对中共仇恨的种子，这将使中国未来亿万代子孙尝尽苦果。但是我们也绝不出卖我们自己及盟邦的利益去满足中共领袖们的野心。”[199]此后，美国政府即在新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尽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当时，美国政界在对新“门户开放政策”的解释上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分。前者以约翰逊总统等当权人物为代表，后者以希尔斯曼等具体负责远东事务的国务院官员和费正清等中国问题专家为代表。总的来说，他们在与中国改善关系这一总目标上并无分歧，但保守派提出应先看到北京有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再走这一步，而自由派则认为美国应先采取主动，以便影响和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改变态度。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是主张“两个中国”，保守派偏向于维护“中华民国”的权益，而自由派则重视早日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僵局。
既然美国对华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它的一些盟国就乘机分离出来，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最低限度也希望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样，台湾当局的“外交防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1960年，亲蒋的日本岸信介政府倒台，池田勇人出面组阁，恢复了中日间的贸易交往。1961年9月，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访华，与周恩来总理达成民间贸易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1962年11月，廖承志与日本的高崎达之助签订《觉书贸易》，即所谓《LT贸易》（以廖承志和高崎二人的英文名字之第一个字母命名）。1963年，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日本商社已达200多家，这种贸易冲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孤立”政策，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但每次日本政府均以“无法干涉民间通商自由”为由，或予以驳回或干脆装聋作哑不予理会。而当时对日本政策有巨大影响的美国也闭口不言，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1963年8月20日，日本池田内阁批准仓敷螺索公司对中国输出分期付款的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并决定由输出入银行（日本国家银行）给予200万美元的融资周转。台湾当局认为此举已明显超出民间贸易范围，而变成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变相“经济援助”，乃向日本提出交涉。而日本以“这是依循政治经济分离原则的贸易”为理由，拒绝让步。
9月19日，池田对美国记者发表讲话，批评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此话被台湾当局视为一种公开侮辱。9月20日，日本驻台“使馆”门前发生抗议示威，“使馆”门窗被人投掷石块砸毁。21日，蒋介石接见东京来到台北的赫斯特报系人士时，便向他们驳斥池田的发言。蒋介石说：“九一八事变以前，池田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日本军阀曾夸口说，他们只需要三师军队对付我们，在三星期内‘就可使中国屈服’。但是那三星期变成一个更长的期间——变成一场自一九三一年一直进行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池田像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池田对于我们战争结束后对其战败的人民所表现的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态度，似乎未有所悟。”“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已获得一种可观的经济成就。显然的，那种成就已使日本产生虚骄的自负心理。”“遗憾的是，诸位未曾向池田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九一八事变时，你在何处与所作何事？’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军方夸称将在三周内击败中国一节，不是真实的吗？还有，在那次行动中领导中国人民的不依然还是同一蒋介石吗？’这是池田原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的教训，但他并未领悟。”[200]同日，台湾当局召回驻日“大使”张厉生。24日，“立法院”通过决议，要求抵制日货，甚至不惜断绝对日“邦交”。同时期内，日本驻台“使馆”不断受到来历不明的“民众”之围攻与骚扰。
10月，中国石油机械代表团的翻译周鸿庆在随团访日期间，突然逃到苏联驻日使馆要求政治庇护，但被苏联使馆交给日本官方。周鸿庆又提出要往台湾，台湾方面也随即提出引渡要求，却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1964年1月9日，日本警方将周鸿庆送还中国大陆。这一事件使本来已十分尖锐的日蒋矛盾更趋紧张。为了抗议日本的“媚共”行为，台湾方面宣布暂停对日采购，撤退驻日“使馆”官员，并接受驻日“大使”张厉生的“引咎辞职”。日本的驻台“使馆”也再度遭到抗议者的冲击，电话员小姐亦被打伤。日蒋关系面临战后最大危机。
2月23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到台湾斡旋，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五次谈判，最后表示：（1）愿对蒋军“反攻大陆”予以精神上、道义上之支持；（2）日本反对“两个中国”之构想；（3）日本与中国大陆之贸易仅限于民间方式等。蒋介石趁势下台，日蒋关系才渐趋恢复。
台湾当局刚刚处理完东面的“麻烦”，西面又出了“乱子”。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政府同中国政府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已经在共同协议中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为达此目的，两国政府业已同意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这是朝鲜战争以来，第一个承认中国的西方大国，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无孔不入的巴黎外交界和新闻界在关注这件非同寻常的事件时，惊奇地发现，中国政府竟没有坚持让法国政府宣布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是无意疏忽？绝对不可能。是中共接受了“两个中国”的概念？看起来又不像。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之时，蒋介石却坐不住了。他本着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反共方针，认为：既然法国已承认北京政权，则尽管法国未主动要求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台湾方面也应主动与其断绝“外交”关系。
美国方面知悉蒋介石欲主动与法国“断交”的意向，立即摆事实讲道理，予以制止。美方的理由是：（1）假使北京坚持要求巴黎在与它建交前，必须先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而巴黎又不肯主动提出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那么北京就只能拒绝接受法国外交使节；（2）假使北京同意巴黎不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则表明中共接受了“两个中国”，这一政策性的转变将大为削弱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3）在法国承认北京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多数国家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美国就不得不以“两个中国”为借口，以确保台湾不被逐出联合国。因此，主动与法国断交是不可取的。
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法方代表富尔（中），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台湾当局在听取美国建议后，立即授意驻法“外交人员”留在巴黎，甚至指示如中共外交使节到达，台湾“使节”亦不撤退，“与中共在外交场合上坚争到底”。[201]
但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他们低估了共产党人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原则，同样也低估了戴高乐政府独立自主的精神。其实，中法建交公报签订的时候，中法双方已对台湾问题达成默契，之所以要安排三个月后互派大使，就是为了留出缓冲时间，以便让法国政府安排台湾当局的“外交使节”“体面”地撤离。
既然台湾当局不识相，赖在那里不肯挪窝，中法双方终于下了最后通牒。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准备派遣外交代表驻节巴黎。本人兹郑重宣布：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在巴黎不可能再有任何人以中国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这就再明确不过地表示了中国政府决不接受“两个中国”的立场。7日，中法建交谈判的法方代表富尔发表讲话，宣布：“法国承认中国的时候，系已终止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从我们承认北京的那一天开始，很明显的台湾的代表便不能代表中国。”“中国大使馆在此间建立后，台北可能与巴黎有一种事实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透过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或一位领事，但并非代表中国而维持。”[202]在中法两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颜面全无。10日，羞愧难当的台湾“外交部”终于宣布自当日起断绝与法国的一切“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