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外交”史上最黯淡的一刻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华盛顿面临着如何向国内解释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难题。1948年11月，凯南建议民主党政府主动出击，将“援华”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以躲避共和党的诘难。但他的建议被国务卿马歇尔搁置了。艾奇逊继任后，终于说服杜鲁门，公布对华政策的“真相”。1949年7月29日，由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和巡回大使杰塞普负责起草的《白皮书》终于面世。
《白皮书》连同附件，共1054页，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并非美国援助不力，而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无能所致。《白皮书》所载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说：“据我军事观察人员报告，国民党军队在1948年重要年份内，无一次失败是由于缺乏装备和军火，实则我方观察人员，早在战事初期，已于重庆发现腐败现象。此种腐败已将国民党之抵抗力量断丧殆尽，其领导人对其面临的危机无能为力，其军员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政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其能力的合理程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果也没有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企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中国国内已经达成一种定局。”[70]
8月1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国务院的咨询说：“如果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能有效地防止共产党对台湾的占领，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性不足以令美国公开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我们在全球的责任之间不仅存在悬殊差距，而且，因财政的拮据和北约义务的显而易见，这种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如果排除战争的条件，也不采取军事手段，就意味着台湾和澎湖列岛迟早要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根据上述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具有足够的军事意义使得美国有必要用武力占领之。”[71]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华民国”的结束。然而，新中国成立并不标志着国民党势力的终结。1949年12月8日，残余的国民党“政府”正式从大陆“迁往”台湾，力图凭借台湾海峡同中国共产党作最后的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台湾形势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美国占领或控制，（台湾）很可能在1950年底前落入中共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人也认为，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设想不出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基于这些分析，否决了军方鹰派人物的强硬立场，最终选择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不向台湾派遣武装力量的主张。为此，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斯向国务卿艾奇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1）从经济上看，经济合作总署已经在今后18个月给台湾1500万—3000万美元援助，在此基础上再增加援助，“是不切实际的”；（2）从政治上讲，也许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应向台湾任命新大使，但“在其他大国正在承认共产党政权的时候，这样做显然是不恰当的”；（3）从军事上讲，用增加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的办法去防止台湾“失陷”，“成功的机会很小”。而一旦失败，“美国的声誉”就会“被牢牢地钉在一个名誉扫地的政府的桅杆上”。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向来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具有诚意。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政策可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例证，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为联合国大会1949年2月8日通过的决议所重申。该决议中有一部分要求一切国际避免：（1）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2）在中国领土内求取特别权利或特权。前述的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中国主席曾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的资源已足能使中国军队获得他们认为是保卫台湾所必需的物品。美国政府拟依照现有的法律权力继续进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划。”
杜鲁门的讲话，表明美国政府已决定面对现实，准备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脱身。这无疑使蒋介石陷入了极为孤立的境地。后来，台湾官方出版的书中认为这个时期是国民党“外交史上最黯淡的一个时期”。
争取“外交”生存
蒋介石知道美援是挽救危局的唯一法宝，所以尽管他在私下里对这个“盟友”的背信弃义恨得咬牙切齿，但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尊严，与美国搞好关系。为此，他一方面拼命给岛内的人民与残兵败将打气，说什么：“现在有许多人以为美援不来，我们在台湾就没有办法，但据我的经验，这三年以来（1947—1950），我们有了美援，反而招致失败；而美援愈多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失败愈惨重的时候。因此我告诉大家，我们要求反共战争的真正成功，一定要等到美援完全断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力更生的决心，都有了独立作战的准备，才能达到目的。”又说：“今天我们的领土虽然缩小到台湾一省，但是土地物产条件，仍然优越，尤其海空军的力量，更是当时俄土地革命时期所罕见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依赖美援呢？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自己没有把握来保卫台湾呢？大家如果真是黄帝的子孙，真是总理的信徒，就要有这样独立自强、孤军奋斗的精神与气魄，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世界。”[72]但另一方面，他又派人四处活动，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试图争取美国的重新支持。
杜鲁门
首先，蒋介石希望借助美国共和党的势力来压迫执政的民主党改变对台政策。他认为“民主党向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欧洲第一。无论什么事情，不分轻重缓急，一律以欧洲为先。现在要阻止苏联的侵略，当然也要置其重点于欧洲，而把亚洲的防共完全放弃，置之不理。共和党的政策则不然，在共和党的目光中，一向是欧亚并重，自从苏联在中国无限制扩张以来，共和党人士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企图唤起政府的注意”[73]。事实上，共和党在浓厚的派性指使下，对民主党的对台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确帮了蒋介石的大忙。1949年6月，共和党议员诺兰纠集21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杜鲁门，向白宫施加公开的政治压力，敦促其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将不考虑承认可能在大陆掌权的“中共政权”。他们声称任何承认中共政权的举动与美国反共的立场都是不相容的。一些议员给杜鲁门写信，反对承认新中国，并将此与美国政府能否获得选民的支持联系在一起。还有的议员甚至认为，承认中共就是对美国神圣的宗教信仰的“致命打击”。
其次，蒋介石希望借助美国军方的鹰派势力改变美国国务院的既定对台政策。美国国内一贯坚持重视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军方人士就是五星将军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认为太平洋地区幅员辽阔，“远比濒临死亡的欧洲体系重要”，具有众多人口的亚洲“将决定世界下一个万年的历史进程”。[74]他一直认为美国政府对亚洲的发展缺乏战略眼光，对台湾的战略价值估计不足，对国民党的支持不力。他甚至在1949年秋，就向杜鲁门建议通过向蒋介石增加援助的办法阻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当他得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麦克唐纳提议美国政府向台湾派出军事顾问组和扩大经援规模时，也要求华盛顿同意美国远东空军派参谋小组去台湾。国务院对此不同意，并已在协商后让陆军部告知麦克阿瑟。可是麦克唐纳竟然已经在私下同台湾当局作了接待的安排，使得国务院只得接受既成事实。[75]麦克阿瑟还于12月上旬在东京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和陆军部副部长特雷西·沃里斯，以促进美国对台湾派遣顾问，“帮助组建国民党的防务”。对白宫和国务院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这位军方的最高领导是一位有政治野心的军人，曾担任过孔祥熙的律师，与蒋介石的私交甚好。他一直觊觎美国总统宝座，对艾奇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显赫影响耿耿于怀，所以非常希望在对华政策方面与这位国务卿较量一番。1949年7月份，他曾授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台湾说成是“对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副国务卿巴特沃斯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获得杜鲁门的“偏袒”时，这位傲慢的政客竟然拒绝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再次，蒋介石用包括贿赂在内种种手段拉拢收买国会议员，组成“院外援华集团”，对国会施加影响。这些保守派议员，虽然对美国日常外交事务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动辄攻击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具有极强的“政治杀伤力”。更何况国会掌管着财政拨款的大权，所以白宫和国务院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这些议员的态度。例如，周以德、弗雷斯等人，就经常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国民党这个“老盟友”。
美国对台政策的突变
蒋介石的上述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真正实现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还是由麦卡锡运动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成的。
1950年1月21日，美国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黑斯，被以参与“共产党间谍活动”的罪名判罪入狱。为了防止共和党利用黑斯对政府的攻击，杜鲁门以消除内部的“安全隐患”为名，抢先开始了对在美国政府供职人员的所谓“忠诚调查”。黑斯事件一波未平，反共势力又起一浪，英国特工人员以向苏联泄露原子弹秘密情报的罪名，逮捕了曾在阿拉摩斯原子能实验所任职的科学家劳斯·费希。此事引起了美国对科学家罗森伯格夫妇的审判和处决。在这种疯狂反共的大背景下，“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1950年2月8日，这位默默无闻的参议员，在西弗吉尼亚惠林城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演说，一夜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他声称自己掌握了一份材料，足以证明国务院中有205名“共产党间谍”。十余天之后，麦卡锡在一次参议院特别会议上，又谎称美国政府系统中有81名工作人员为共产党间谍或同伙。3月初，麦卡锡最后将其攻击的火力集中在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上。他指名道姓地特别攻击了九个“亲共分子”，其中包括拉铁摩尔、谢伟思和杰塞普等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声称正是在这些“国务院左翼分子”的暗地帮助下，造成了中国大陆的“失陷”。3月底，麦卡锡又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的最高层，公然指责艾奇逊采取了与亲共分子“同流合污的立场”。麦卡锡的反共“清洗”活动与“院外援华集团”在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共产党“软弱无能”以及对华政策的“不力”上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他们的聒噪，给最高决策者杜鲁门带来了“极大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艾奇逊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台政策，将应于1950年2月失效的《1948年援华法》延长至6月30日，从而使台湾当局能够使用未用完的有关款项。[76]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30年。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对和平的破坏，缔约国任何一方，一旦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的国家的侵袭，并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则应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于美国在远东的霸权政策形成严重威胁，杜鲁门不禁哀叹中国大陆坠入了“苏联的轨道”。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国内亲台派的言论主张有了更广阔的市场。
在政界，新任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大肆鼓吹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保住台湾”，声称，如果不这样做，美国的敌人将把此视为“美国的软弱退却”，并将在地中海、近东和亚太地区产生“一连串灾难”。5月18日，杜勒斯向远东司提交的报告称：（1）纵观国际形势，当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后，远东力量对比，已经有利于苏联；（2）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再作让步，那么今后亚洲各国必定会在政治上屈服苏联，连欧洲各国亦可对美国的可信赖程度产生担心；（3）共产主义必然向外扩张，美国应尽早加以限制。但如果采取此种行动，台湾就会成为一个最为理想的地区。新任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也在一旁和杜勒斯大声应和，他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认为：（1）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签订，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任何前景”已经“基本不复存在”；（2）苏联的“渗透”已破坏了杜鲁门1月5日声明中最重要的基础；（3）由于中苏结盟，苏联对中国的内战必定“抱有兴趣”。台湾因此可能会变成“苏联在中太平洋的一个海空军事基地”。他敦促政府尽早动手，“遏制扩散的共产主义势力”，以防止更大的“灾难”。
在军界，主张援台最力的仍是国防部长约翰逊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6月14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关于台湾战略意义的备忘录，受到约翰逊的高度赞赏。麦克阿瑟在报告中首先将台湾对美国全球战略的价值，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声称：台湾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战略上讲，都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一旦发生战争，如果美国控制台湾，就可以“锁闭”共产党的交通运输，使苏联不能获取或大大削减其获取东亚和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的可能。而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和赢得战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控制在友好或是中立的政权手中”。按照麦克阿瑟的估算，从黄海到马六甲海峡的整个地区，没有另外一地的军事设施可以与台湾岛相比：台湾比冲绳基地近100英里，比马尼拉克拉克空军基地近150英里，如果此地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敌方的力量将“百分之百”地增长，连共产党的轻型飞机都可以攻击美国在菲律宾的设施。麦克阿瑟将台湾比喻成“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如果这一战略要地落入中共手里并能为苏联所用，那么它就等于给了敌人相当于数十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它就有能力向美国的冲绳和菲律宾基地“将上一军”。[77]他呼吁美国政府应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晚，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了讨论朝鲜问题的紧急晚餐会议。会议一开始，总参谋长布莱德雷首先全文宣读了麦克阿瑟上述关于台湾战略意义的分析报告。膳后，杜鲁门请艾奇逊汇报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活动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艾奇逊随后提出如下建议：（1）给韩国提供军援，动用美国空军掩护撤离汉城；（2）由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如何进一步增援韩国；（3）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一方面阻止中共进攻台湾，另一方面防止台湾进攻大陆；（4）关于麦克阿瑟提出的赴台湾调查的建议，暂不考虑；（5）美国不宜与蒋介石保持密切关系。关于台湾“地位未定”问题，由联合国决定。
26日晚，杜鲁门召开了第二次布莱尔大厦会议，审议的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具体行动方案。杜鲁门提出两点措施：（1）准许美国空军袭击朝鲜军队，但不要越过“三八线”；（2）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攻击台湾，同时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不要攻击大陆。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施。此两项措施也得到了军方和与会者的赞同。
27日中午，杜鲁门发表声明，称：“共产党军队之占领台湾，势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在该地区履行合法而必要活动的美国部队。因此，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之任何攻击。同时，本人并已请求在台湾之中国政府，停止其对大陆之一切海空军活动。第七舰队将负责观察此一要求是否已付诸实施。”同时他督促“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陆空攻击”。他还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的地位，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同日，美国政府知会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北朝鲜军队对大韩民国之攻击产生了美国深为关切的太平洋安全问题。美国政府愿就美国第七舰队所负关于台湾的任务告知在台湾的中国政府，特请中国政府充分合作，并下达适当命令，使中国政府军队停止对中国大陆或中国水域或公海的船只实施攻击。”
美国的决定令台湾当局左右为难。台湾当局出于朝不保夕的危机感，自然渴望得到第七舰队给其提供的保护伞。然而，美国政策也有令台湾方面难于接受的一面，这就是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因为，如果公开承认这一论调，国民党“政府”就得考虑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但是杜勒斯当时给顾维钧解释了其所谓的“理由”：假如美国已经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那么，不仅中国的代表权会成问题，而且，美国所部署的第七舰队也就师出无名，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只有讲“台湾地位未定”，美国才能派军舰协助台湾“防守”。6月28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开军政首脑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最终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决定对美国政府的建议“在原则上已予以接受”。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左）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
同日，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公布了“总统府”军政首脑会议的决定，并宣称已命令海空军“暂行停止攻击行动”。同时，叶公超表示，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决定，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之后作出的：（1）在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前，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共同负担”台湾的“保卫”问题。（2）“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的上述声明与建议，“当不影响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亦不影响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3）美国政府的建议和政策，只是针对亚太地区当时“遭受共产主义之侵略或威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台湾当局期望的是上述“侵略与威胁”能在“短期内”予以消除，否则，台湾当局“及其友邦自仍有采取其他步骤以抵抗此种侵略或其威胁之共同责任”。（4）台湾当局接受美国的建议，“自不影响中国反抗国际共产主义侵略及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之立场”。从上述声明可以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仍能坚持“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原则立场，这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正因为台湾当局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所以彼此间互有保留。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快就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了。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分歧是要不要在朝鲜战场使用国民党军队的问题。6月28日，蒋介石指示台湾国民党驻韩国“大使”绍毓麟向李承晚转告台湾国民党“以陆军3个师、运输机20架，援助韩国”的意向。[78]同时台湾方面还向美国通报了上述情况。国民党的建议，使华盛顿陷入矛盾的境地。约翰逊主张使用蒋军。杜鲁门开始也有此倾向。但艾奇逊坚决反对，其理由包括：（1）台湾出兵会引起“中共”介入的连锁反应；（2）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大陆战绩并不佳，其“战斗力”未必对扭转朝鲜战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此举将给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增加困难，因为英国根本不愿意国民党军队加盟“联合国军”。在艾奇逊的规劝下，杜鲁门同意让国务院用婉转的方式回绝国民党的主动建议，并提出美国在最后决定之前，可先由麦克阿瑟所在的东京盟军总部派人员调查台湾的防御情况。
朝鲜战争爆发后，给蒋介石一个极大的兴奋点。战争爆发过了几天（7月3日），蒋介石在台湾中央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联合国对韩国战争应有之警觉与措置》的长篇演讲。接着，在这一年12月8日，蒋介石应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蒙特哥麦利的要求，就台湾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发表了题为《自由中国与韩战之关系》的简短讲话。1951年5月16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董事金氏（Frank King），发表了题为《结束韩战之道》的谈话。在这些言论中，第一，蒋介石认为“这一次侵略战争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苏俄在幕后操纵主使，实际上的罪魁祸首就是苏俄帝国主义者”，“联合国和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应面对现实作正本清源的努力，制裁侵略，以维护联合国尊严和世界和平”。[79]第二，蒋介石认为“台湾陆军的反攻大陆，可得到大陆上一百五十万游击队的响应，刻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许多部队，也将投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样北平伪政权的基础便将动摇，韩国的局势，然后便将根本改观”，也就是说“可使联合国在韩境所受的压力大见减轻”。按蒋介石的说法：“一旦台湾国军开始反攻，中共对韩之侵略即将终止，至少中共不能再在韩国发动任何新攻势。”[80]
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另一个分歧是如何看待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政策问题。7月中旬，台湾国民党当局先向美国驻台外交机构声称，由于台湾面临共产党轰炸的危险，美国应该同意台湾实施所谓的“积极防御”措施，即出动空军轰炸大陆的机场和军队集结地，以“防患未然”。此项行动方案遭到国务院的坚决拒绝。[81]国民党当局随后又与麦克阿瑟联系，企图通过他从中斡旋。但杜鲁门总统认为此举后果“非常危险”，明令国务院与国防部指示不能允许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袭击。杜鲁门和艾奇逊推行“台湾海峡中立政策”，看似是为了制止国共之间军事行动的扩大化，但其实质是阻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在他们眼里，台湾不过是美国推行其在全球和亚洲的遏制政策的一个“卒子”，必须服从于战略总体的需要。由于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它在亚洲的投入自然有限。而这有限投入的大部分还要着重对付朝鲜战事。所以，它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战火向东南亚或其他地区蔓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因为台湾当局的“不忍”而“乱”了“大谋”。
美国军方认为政府提出的“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过于软弱。7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美国对台总政策”的报告。报告认为，台湾对美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假如台湾被共产党占领，将会严重危害美的安全”，台湾国民党“持续成功的抵抗”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认为，就美国的总体安全来看，现行的美国政策过于“被动”，其结果是不可能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台湾的“失陷”。报告建议美国只有通过“积极的措施”，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才能防止台湾的“失陷”。7月29日，约翰逊将其批准的上述报告转送国务院。但此建议再一次被艾奇逊否定。
8月初，国务院和国防部经过一系列磋商，终于达成三点妥协：（l）评估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2）保证台湾国民党军队装备的使用；（3）提供军需并予以台湾国民党一定数额的援助。8月底，杜鲁门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1.4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82]9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美国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提供包括设备、武器、大炮、弹药，总价值为975.2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项目。
但美国政府给予台湾当局的这些援助项目，依旧不能使军方鹰派人士满意。7月31日，麦克阿瑟偕同驻日美军参谋长阿尔孟德、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卓伊、第七舰队司令枢波、美国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斯梅耶赴台湾活动，与蒋介石及陈诚、周至柔、桂永清、孙立人等国民党军政首脑会谈。决定：双方陆海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共同“防卫”台湾，增派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常驻台湾，在台设立“军事联络办事处”。麦克阿瑟在离台前发表演说，称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台之间“有效的军事联系”已经建立，蒋介石的决心与美国人的“共同利益”相符。蒋介石也宣称，“麦克阿瑟元帅此次率其高级幕僚，于我们艰苦反共抗俄之际，莅临台北，我全体军民实引为感奋。在过去二日内，吾人与麦帅举行之历次会议中，对于有关各项问题，已获得一致之意见，其中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吾人反抗共产侵略之斗争，自必获得最后之胜利”。[83]霎时间，关于美台“亲密合作”的消息成了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杜鲁门只得派遣特别顾问哈里曼去东京给麦克阿瑟做工作，以免滋生事端。
随着朝鲜战事的升级，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日趋密切。1951年2月9日，美国和台湾当局达成了“共同防御援助协议”。根据该项协议，美国便可向台湾方面提供军援，但是美援是附带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1）美援必须首先用于维护“中华民国”的“内部安全即合法的自卫”；（2）为了防止军事机密的泄漏，必须“逐案设立安全措施”；（3）为了确保美援用于既定的目的，美国得派员监督其使用过程。最后，如果没有“事先征得美国政府同意”，台湾当局不得私自“转让、出售或处理所获物品”。美国政府还要求台湾当局必须提供一份“书面保证”。[84]1951年2月16日，美国政府决定拨款给国防部5000万美元，作为对台湾的军事援助。除了先前拨给的用于陆军计划的6434.45万美元外，美国又于5月份给台湾提供2120余万美元用于海、空军计划。此外，美国有关部门还请求杜鲁门采纳向台湾提供共同防御援助专款的建议。但这个请求未被采纳，因为预算委员会打算在对美国的“长期政策”进一步考虑之后，再作出决定。
1951年5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通过的“NSC48-5”号文件决定：美国政府应当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增强台湾当局军队的实力，用于台湾的防卫和其他目的。1951年5月1日，190名军事顾问组成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正式在台湾成立，该小组的活动包括将台湾国民党军队整编成了31个有战斗力的步兵师。1951年8月，“顾问组”负责人威廉·蔡斯将军报告说：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小组已经决定训练和援助“总数达6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
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
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务院日本问题专家博顿提出的对日媾和设想是：全面削弱日本，使其在25年内不得拥有军队，并支付苛刻的战争赔款。1947年，麦克阿瑟又提出另一与日本媾和的计划，声称美国应设法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中的瑞士”。麦克阿瑟的方案虽不具体，但其主导思想却比较明显，这就是：扶植日本，以反苏和防共。但是，战后美国主要注意力在欧洲，尚无暇顾及对日和约。1948年底，随着苏联力量的增长，美国开始逐步帮助日本建立和增强工业实力，希望其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堡垒”。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于对日本实行解禁，使之成为东亚反共包围圈的中心堡垒。1950年10月，美国政府开始积极活动，准备在旧金山聚集各对日作战国签订对日和约，使日本重归国际社会。10月20日，杜勒斯向顾维钧通报了美国预定对日和约的原则和框架：（1）关于参与缔约的国家范围是，“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2）在联合国问题上，将考虑日本的会籍。（3）关于日本的领土。日本将承认朝鲜独立，由联合国接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关于台湾、澎湖及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将由英、苏、美决定。（4）关于安全问题。在未采取另外的，诸如由联合国担负有效责任等满意的安全措施前，日本的装备与美国的或其他军队有继续合作维持日本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美方的预定原则显然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因此受到顾维钧的严厉质问。杜勒斯解释道：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即是因这一地区“地位未定”，如果对日和约规定了台澎属于中国，美国也就失去了在这一带部署兵力的依据。他毫不掩饰地扬言：“（美国政府）不愿台湾落入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联所利用”，“美国的用意是要将台湾的地位暂时冻结……冻结台澎岛地位，即是维持中华民国政府地位”。
台湾当局清楚地知道，“冻结”之说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但为了给第七舰队提供“协防”依据，终于被迫向美国低头。12月19日，顾维钧奉命转告杜勒斯，台湾方面已同意在和约中不写明日本将台澎权力归还中国，只写明日本放弃对台澎的权力即可。1951年1月22日，台湾当局以书面文件，正式通知美国同意缔结对日和约。
1951年3月，美国把和约草案送交台湾当局以及与缔约有关的53个国家。台湾当局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和约草案有一个“差别待遇”问题，即只写了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一切权力而未写明将这些权力交还中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草案不但写明了日本放弃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岛屿一切权力，而且写明了将这些权力交还苏联。这样，就显露出了歧视“中华民国”的倾向。
本来，美国在草案中关于台澎地位的写法是与台湾当局事先商定的，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而且，台湾当局为此还早早地想好了遁词：既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写明了日本要将台澎一切权力归还中国，对日和约可不必再写。但因为有了苏联的对照，台湾当局这种自欺欺人的逻辑便不攻自破。在舆论的压力下，台湾当局被迫向美国提出：或者在草案中加进“日本把台澎一切权力归还中国”的条文，或者删去“日本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一切权力归还苏联”的条文，否则不便在和约上签字。
美国政府出于既定战略的考虑，当然不肯写明“日本把台澎一切权力归还中国”，而且它亦不可能说服苏联作出让步。苏联要求写明“日本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之一切权力归还苏联”，乃是基于国际法的正当要求，没有任何理由为照顾台湾当局而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因此，美国知会台湾方面，和约草案不能按你方意志进行改动；台湾方面则答复美国，如此则“中华民国”政府不能同意缔结对日和约。
英国政府对此发表意见说：“根据日本和平条约，台湾应当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它主张：“北平政府应当参加条约的签订。”[85]5月和6月，苏联两次提出建议，要求由美、英、苏、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四国外长会议，为对日和约作准备。杜勒斯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并向英国代表表示“美国政府与中共当局打交道显然是不可能的”[86]。
6月中旬，杜勒斯飞往伦敦，经过磋商，最终与英国达成妥协：中国的两个政权都不参加此次签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中国哪个政权签约。即使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签字，条约一旦付诸实施，“中国人民的利益”应当受到条约中所有条款的“保护”。同时，“日本在华所有特权和利益”将“自动取消”，包括其“对台湾和澎湖列岛所拥有的主权”。6月15日，美国把妥协方案通知台湾当局。作为补偿，杜勒斯对顾维钧打包票说：“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建立关系。”
中国作为抗日时间最长，蒙受损失最重的国家，不仅被排除在对日和约之外，而且还要让战败国来选择两个政权之一为媾和对手，这是任何炎黄子孙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周恩来总理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经过时间最久，遭受牺牲最大，所作贡献最多。然而，美国政府却公然违反一切协议，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蒋介石也摆出强硬立场，宣布：“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签订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即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余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速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随后，“外长”叶公超也发表讲话，称“中华民国之被摒除于旧金山会议之外，无意中实予侵略者以鼓励，此举之不当，实非任何言词所能虚饰。美国政府现正领导自由世界与共产侵略斗争，然在此一重要问题上，意与少数国家之承认共产侵略之果实者采取一致行动，其矛盾殊难索解”。
1951年9月4日，对日参战的55国，除中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以外，均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和会。因为此次签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且和约中只提到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力而未规定台湾的归属，所以苏联、波兰和捷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美国在确认苏联拒绝签字后，把草案中“日本将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的字样删去，算是向台湾送了一份顺水人情。
和约签订后，美国立即催促日本和台湾缔约，日本则希望先观望一段时间后再行决定。1951年10月25日，日本吉田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约见董显光，表示日本虽极“敬重”国民党“政府”，“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并表示日本“深恐”与台湾当局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87]29日，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日本现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关于如何行使此权不拟忙于决定。”吉田并说：“如果中共要我国在上海设置驻外事务所，则为了通商，我们可以设置。”
吉田的讲话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10月31日，“外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台“大使”蓝钦，表示“吉田的言词，已构成对于自由世界的一项挑衅行为”，并警告美国，“如任吉田长此以往，则旧金山和约业已完全失败”。蓝钦答以“华府无任何人故意欺骗对方”，同时急电华盛顿向国务院报告台湾之不满。[88]12月10日，美国派特使杜勒斯飞往东京向吉田茂施加压力。24日，吉田被迫致函杜勒斯，表示日本将同“中华民国”缔约。
1952年2月20日，日台双方代表在台北开始缔约谈判，台湾当局代表提出八点要求。双方就其中三点发生争执：（1）台湾当局坚持条约必须适用于中国全部领土，即必须是完整和约而非有限和约。日本则坚持条约“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之下之全部领土”。台湾当局认为这句话中的“或”字有“二者择一”之意，要求改为“及”字，日本方面反对。最后，在文件附录中注明双方认为正文中的“或”字有“及”的意思。（2）台湾当局要求日本写明将台湾、澎湖一切权力交还“中华民国政府”。日本方面只肯写明“放弃权力”而不愿写明“交还中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当局与美国有过默契，知道再吵也吵不赢，不久即放弃原议。（3）台湾当局提出应在条文中规定“中华民国”有向日本索赔的权力。日方答称：日本的确应向中国赔偿战争损失，但受日本侵略之害的是中国大陆人民，而中国大陆现在是由共产党控制，故日本不准备同台湾方面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台湾方面以“自动放弃赔偿”下台。经过这一番争论，台湾当局终于在4月28日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同日，美国国会正式批准旧金山和约，日本被正式许可回归国际社会。
吉田茂
杜勒斯
《日台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台湾当局在默许美国实行“台澎地位未定”和“台海中立化”政策后，被正式确定为太平洋防御圈的中心环节。正因为其在美国世界战略中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所以得到了更为可靠的庇护。它不仅保住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而且有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岛内建设中去。
蒋介石给在美国的宋美龄的电文
蒋介石在台湾忙于建台初期的一系列活动，宋美龄则在美国檀香山、旧金山和纽约等地治病。蒋介石给宋美龄频繁的电文中，除了谈及宋美龄的身体、问安她的家人来往与平安外，还谈及许多外交事务。从我们手头上看到的从1952年8月11日至1954年10月13日蒋介石发给宋美龄的电报，有发至檀香山的，有发至纽约的，也有发至旧金山的。电文虽然简短，却十分明了，涉及家务、政务，方方面面，共有62份，其中有一份是发给顾维钧以转达意思的。
电文主要可分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问候宋美龄的身体。
1952年8月11日，蒋介石致电檀香山总领事转给宋美龄，“密安抵檀岛，甚慰，未知贵恙近有进步否，檀岛气候究竟干燥否”。宋美龄复电蒋介石说檀香山的气候不适宜，蒋即于15日致电宋美龄说“密真电接悉檀岛气候既不适宜，只有速赴旧金山修养，以期早日痊愈”。19日，蒋介石致电旧金山的宋美龄，问及“入院诊断结果如何，甚念”，又说及宋蔼龄到旧金山，“闻大姐已到，当不致寂寞也”。23日，蒋介石在“电悉美医生及孙秘书先后回来详悉近情”后，致电宋美龄“务望适心诊治忍一切，以期早痊”。同时“转送孝武、孝勇同玩作为祖母赠”，又问好“大姐（宋蔼龄）与令仪处”，“望其能同住旧金山作伴”。之后，旧金山离台北去角畈山休息几天，29日回到台北，马上致电宋美龄说“密刻由角畈山回台北，贵恙近状有否进步，盼详复”。9月2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要她“务期忍耐、安静，服从医生命令，勿躁勿急，多用祷告，为盼”。接着几天，蒋介石身体也不好，事务也不少，他在9月10日致电宋美龄说，“兄在天冷修养五日，精神身体已经复原，惟目疾加剧为苦，昨夜到高雄，今明二日主持海空各校学生毕业典礼后即回台北办公”，马上又问及宋美龄“贵恙如何，甚念。天冷气候颇佳，亦不潮湿，将来吾爱回台或在该处修养较为适宜也”。过了两天，13日，蒋介石回到台北后即致电宋美龄“可知精神已快恢复，医药必有效果，不胜欣慰”，而且希望宋美龄在双十节前能回台湾“欢叙天伦”。18日，致电宋美龄“务望安心养疴，总须痊愈后回国为宜，兄近日事多并不觉寂寞，萧勃武官约二十五日可到旧金山，届时有信托其带来也”。
在问安宋美龄身体疾病的同时，蒋介石也告诉她自己身体疾病的情况。在1952年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纽约给宋美龄的电文中说：“今日会多，甚忙，目疾之外，复加腿痛甚剧，夜间不能安眠为苦，如贵恙已痊，望速回，为盼。”11月2日，蒋介石又致电纽约，在给宋美龄的电文中说及：“本日为旧历六六生日，经、纬两家来此拜寿，尚不寂寞，惟腿痛未痊，行动与上下楼梯甚不方便为苦，但此疾确已疲劳受寒所致，并无重要，切勿带医生来台，以免为人注目。庸兄、大姐，仪、杰诸甥以及子文、子良、子安与建文，祝电甚感，请代谢，为盼。贵恙如何，甚念。”第二天（3日）又致电纽约给宋美龄“转令仪、令杰二甥尊姨病中在美赖甥等努力调护，此次祝寿又藉甥等代办一切，不胜感慰，望智德日进并代候令尊令堂，为盼”。18日，蒋介石又致电纽约，在给宋美龄的电文中说及他“已回台北，腿疾亦愈大半，勿念”，并说及他在10日有一“手书”给她，“务望本月底回台团聚，为盼”。22日，蒋介石在致电中说“胡适先生带函及物品已接到，甚快慰，如贵恙未愈，不必于结婚节前回台，但望于圣诞节前赶回团聚也”。到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纽约宋美龄叹息说：“明日是我俩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日，二十一与二十二年纪念日皆为国事气急，奔走各方，未能团聚，今年亦不能如愿欢叙一堂，更觉人生聚散之无常，惟望上帝时加保佑，使我夫妻所有病痛都能迅速痊愈，共同为国奋斗，再有第二十五年之结婚日，并期以后年年都能聚集一堂，再不离别，则幸甚矣。”12月9日、13日，蒋介石电盼宋美龄回台。21日致电说“大使寄来手书已悉贵恙复发，甚念，望适心静养可也”。26日致电宋美龄说“贵恙状况有否进步，此间圣诞节，亲友宴会皆以贵恙为念，并祝早日康复，盼能在台同庆旧历除夕也，马之三十一日生日请代为联名函贺，兄不另致电也”。29日，蒋介石致电纽约对宋美龄说：“贵恙究竟如何，不胜系念，昨闻电话声气病症似比前增加，为虑，务望耐心静养，切勿焦急，家中一切如常，勿念。史班尔曼来时，自当礼遇无失也。”到了这一年（1952年）的最后一天（31日），蒋介石在致电宋美龄时说道：“明日又是元旦了，夫妻未能欢聚一堂，时用想念贵恙究竟如何，不胜系虑，惟祈上帝保佑，从速痊愈，俾我家庭早日团聚而已。”
1954年宋美龄转赴旧金山治病，蒋介石又有多次致电问候。在1954年5月2日宋美龄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及她“昨晚八时抵院，因天气有时不佳，波动颇大，人甚疲倦。医云，须静养数日，始能开始实验病源”。蒋介石随即电告宋美龄说“平安已抵目的地，甚慰，望专心养病，以期早日康复”。5月20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向其“祝康复”。6月5日，致电说“贵恙有否进步，望能早痊”。26日，致电说“贵恙渐痊，为慰”。8月17日，蒋介石告诉宋美龄说“三日来兄伤风为患，故未能办公”。到了10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问及“检查身体后情形如何，甚念，如十日内不能回国，望杰甥先回面叙，以便定夺一切也”。
第二类是涉及一些外交事务。
在宋美龄忙于治病的年月，蒋介石的致电基本上是问候疾病与治疗情况，尤其是1952年，致电较少涉及外交事务，虽也有提及。如1952年9月30日提及“厉志山如能不辞现职更好，因西方企业公司联络可由萧武官兼任，但如已提辞现职，则仍如前议进行亦可”。10月3日，说“昨日锺士大学授予我俩荣誉法学博士，该校发起人锺士博士亲在草庐举行赠授典礼，兄亦代为夫人接受矣”。11月8日，说“日前美国海军总司令雷德福特君来台有一随从著作家葛罗斯同行，彼甚想为其妻缝制一件中国女外套，余已面允，嘱其到纽约访问吾爱时可为其代制此衣。且彼亦与魏德迈为好友，前曾在重庆时为旧识，葛罗斯住址问魏德迈即可获悉。据魏最近来电称不久将与其夫人前来访晤吾爱也，葛妻之衣请代为制，以免失信”。9日，蒋介石又致电宋美龄说“美国新总统选出后，凡于我国有关之事，除极重要问题与政策之外，不可多托其领袖为我政府说情，使人为难，且免新任疑虑此种微妙关系，影响于将来得失甚大也，务望慎之，至其新总统巡韩访台事，兄拟直接电邀，以示欢迎之意”。26日，对“韩战”一事进展情况，蒋介石在电示宋美龄时专门说及，“美国驻台之外交与军事人员至今绝未提及我军授韩之事，故我方亦无回答其不能授韩之事可知，其国务院之报告仍如过去之捏造专在挑拨两国感情也，请对方注意为要，至于对一般记者或通常问及我军授韩意见，则我方皆说从前我军授韩之诺言，至今仍为有效，但我政府决不再自动请求授韩而已，对此事兄已面授叶外长，以大体方针始终如一，请向叶外长即可了然也”。
进入1953年之后，蒋介石给在美国的宋美龄的电文中，涉及外交事务渐多。1953年3月24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说及“东京克拉克将军明二十五日晚访台，次晨即须离台，闻已在菲包定飞机，故不派机来菲矣”。这一年其他涉及外交事务的电文很少（也可能是我们在档案中未能全面了解），1954年的电文就较多。1954年7月22日，蒋介石致电纽约对宋美龄说：“十九电悉请代邀霍华德或其子媳于十月初旬来台游览，为盼，如与史密斯相见请勿允其与滥笑假哭之叛逆会面，否则必上大当。”8月2日，致电说：“一日电李承晚在美建议我毫不知道，且李此次访美亦并未与我事先有所商洽，彼之言行与我国绝无关系。”6日，致电说：“胡佛前总统八月十日之八十诞辰，请以余夫妇联名函祝其康健，为要。”26日，蒋介石致电华盛顿顾维钧，说及宋美龄二十九日“来华府，莅美军人大会晚宴演说，钧陪同到会”，又说“请代访胡佛、杜威、麦克阿瑟问候”。9月3日，蒋介石致电纽约对宋美龄说：“杜卿如临时决定改变计划，再电转告，必来不及，不论其是否变更计划，仪甥应即来台准备，为要。”6日，致电说：“杜勒斯君刻覆电定九日正午来台，当日傍晚即离台返美，不便久留，故仪甥来台时间已赶不及，看彼身体亦甚健，飞机跋涉更形劳顿，为虑，如其能与吾爱同来，是所至盼。”10日，致电说及同杜勒斯所谈的情况：“此次与杜卿谈话前后只有三小时，故谈话集中于中美互助双边合约之一点上，其他如开案计划，在谈话中亦略提及。属其注意杜之态度，对余始终以友义与尊重出之。彼云在其夏季白宫会议时当郑重与其总统切商也，史密斯参议员态度比上次为恳切，惟对同来之几位夫人由蓝钦提议托其夫人招待午膳，不参加宴会。我方派孙沂方、沈昌焕与礼宾司长等各夫人作陪，余在总统府在其初到时男女宾客共同拜会相见作一次正式之应酬也。”20日，致电说：“叶部长带函谅到檀香山，海军总司令史敦普将军夫妇屡来探问夫人何日可经其地，务望多住其家数日，嘱千万转达也。回国前对魏德迈、鲁斯及《纽约时报》与《论坛报》各主人夫妇能约谈一次，为要。新军协计划用途，兄拟明日面交蔡斯与蓝卿矣。”21日，蒋介石马上致电宋美龄说及“军协”计划：“军协一亿元计划已于今晨直接提交蓝卿与蔡斯矣，据蔡斯昨晚接雷德福将军电称，对华军援数目仍如去年相同，并无改变新的政策，其意等于增加无望之覆绝，余答美政府对我金门、大陈如此紧急热战之情形，毫不注意，且对我军援助之要求，延滞至今，仍置之不理，诚是轻侮中国，不以余为友邦之态度，殊出意外，嘱转问其政府对华政策，究竟如何，并告其今日提出之军协计划，可否照办，望从速作答也，至于叶所带军协原案与现提新案，略有修正，故早已电其缓提，惟新案既已直交蓝、蔡，仍须另邮寄叶，俾可与美就近交涉无妨也。”22日，又在致电中说及“军协”：“昨电谅达，关于军协计划案，查外交部尚未向蓝、蔡正式提出，现决定不提，免遭再受轻侮也。”9月29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说及“鲁斯先生屡电要求我前年在七全大会政治报告刊载于其《时代》杂志，最近又派其代表奥斯本君来台面达鲁斯之诚意，其情殊难推却，昨已略加修正寄出，但告其须就近送蒋夫人审核再登，如其未送来，请向该社催送，详审此文在此时发表是否相宜，也望斟酌，是荷”。10月12日，蒋介石致电旧金山，同宋美龄说及“美海军司令史敦普将军夫妇屡电托人来询夫人何日过檀香山，务望事先告彼，以便接待，其意甚诚，似不可却，请直接电告为宜，闻劳勃生君等明日可来台说明，面商美援事约，留二三日，未知夫人能于其未离台以前赶回否”。第二天（13日）又致电说“劳勃生已面谈二次，其所谈的主题并非为美援，而是另一政治有关问题，彼约今晚或明晨飞回美国，余待面详”。
1955年，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合影。
第三类是处理家务与内务。
1953年3月24日，蒋介石致电檀香山告诉宋美龄，“静宜日前忽逝去，纬儿已赶回奔丧”。静宜是石静宜，蒋纬国与她在1944年于西北王曲分校结婚，1953年在台湾病故。“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而李院长居然反过来造谣说是我们要他打催生针。”（引自《蒋纬国口述自传》）10月15日，蒋介石致电旧金山张总领事转蒋经国君：“经旧金山时，可一访宋子安母舅并请其来台游览，为盼。”1954年5月20日，蒋介石致电旧金山给宋美龄，说：“今日就职典礼，一切完备、周到，仪甥同在家族之列，欢欣异常，惟贤妻未能参加，皆为遗憾，刻已完成典礼，特此奉告。”6月15日，仍致电旧金山，告诉宋美龄“仪甥今晨飞港转美，家中颇感寂寞，大陈无事，请勿念”。26日，致电说：“霍宝树带函及仪甥各电均悉”，“近日甚忙，不能详告一切，吴昌君约下月初刻由台回美，杰甥似待其回美后再来台为宜，宜甥前赠我夏季便帽，如由便再带二顶，为盼”。7月3日，蒋介石致电旧金山宋美龄，说及“纬儿在堪萨斯州河滨医院开刀，最好派人一视其病状”。8月14日，旧金山专事电告在纽约的宋美龄，“桂永清总长昨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为哀”。[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