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的先兆
1968年，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
尼克松上台时，面临的是前几任总统撂下的一大堆政治包袱。就国际形势而言：（1）苏联的实力迅速增长。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国的战略核武器无论在“质”或“量”上均占明显优势。美苏陆基洲际导弹数量的比例是294枚对75枚，潜射洲际导弹的比例是144枚对0枚。但到了1970年，美苏陆基洲际导弹数量的比例变成了“可悲”的1054枚对1300枚。（2）西欧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随其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增强，进而在外交政策、关税、贸易限额等方面与美国发生越来越多的龃龉。（3）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尼克松政府必须维持54万侵越人员的巨大消耗，应付平均每周200人的兵员伤亡。就美国国内形势而言：（1）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征兆。1968年，美国财政赤字已达605亿美元，而贸易顺差仅有8.4亿美元。次年，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如期而至。（2）国内民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1965年，民意调查显示25%的美国人认为介入越南是一个错误。到了1968年，持此种看法的人数比例上升到了50%。
在诸多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苏联趁美国深陷越战“泥淖”之际，依托其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积极推行南下战略，企图夺取或控制连接中东与亚洲的海上通道，切断美国与欧洲、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进而包抄欧洲。事实表明，“北极熊”已公开走上了与山姆大叔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因此，适时调整外交策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成了尼克松政府的当务之急。
尼克松是加利福尼亚人，曾就读于杜克大学法学院，并获律师资格。二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众议员，成为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尼克松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著称。做众议员时，他不遗余力地支持杜鲁门对苏“遏制”政策，并积极参加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狂热地侦察所谓“共产党的颠覆活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唯麦卡锡马首是瞻，成了当时美国反共迫害运动的一只鹰犬；在八年副总统任内，他竭力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球干涉政策；越战爆发后，他极力主张战争升级，并到处发表言论，指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策不力。但尼克松与那些政治“偏执狂”又有所不同，一旦形势发生转变，他还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作出较为理智的反应。
在具体策略的调整上，尼克松获得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的支持和帮助。基辛格是德国人，1938年为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举家移居美国。他认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只能通过所谓大国间的实力“均势”才能维持，而美国的外交也只能靠实力才能得以实施。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均势外交”理论推崇备至，遂委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要职。基辛格赴任后，立即将其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精英从杜鲁门时期的10人扩展到了150人，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调整立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均势外交”理论，尼克松四面出击，企图在全球范围内结成联合抗苏的“统一战线”。1969年2月，他先后对比利时、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7月，他出访亚洲，在关岛发表了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策的讲话：（1）美国将“恪守”美国的“条约义务”；（2）但在“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问题上，美国将鼓励并期望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要旨，很快就被媒体称为“新亚洲主义”或“尼克松主义”。11月，美日达成延长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协议，美国得以保持在冲绳的军事设施和部分地区的使用权。
在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尼克松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尽快调整对华政策，即由过去的敌视、孤立、包围中国，改为利用中苏矛盾、缓和中美关系，以便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44]任何一个对政治稍有留心的人都明白，尼克松寻求的“开放的世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月1日，尼克松再次向基辛格表示“应鼓励政府探索与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并指示这种探索“应私下进行”。基辛格遵照尼克松的指示，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对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同中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及美国的利弊得失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会后，由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愿意通过“对话”同中国接触，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45]在基辛格的主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囊们经过反复磋商，起草了一份编号为“NSSM-14”的文件，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建议。不幸的是，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发生了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廖和叔叛逃美国的意外事件。中方在向美国提出抗议遭拒绝后，断然决定推迟举行原定于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
此后，尼克松仍通过多方渠道为改善美中关系而不懈努力。1969年3月，他在与戴高乐会晤时再次重申了改善美中关系和结束越战的决心。7月，尼克松在出访亚欧大陆的行程中，也没有忘记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尽快对话。8月，续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发生了新的流血冲突。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他希望美国民众注意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如果苏联在同中国的对抗中得逞，它就可以将其全部军事力量转向西方，从而对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
为向北京表示和解的诚意，尼克松政府率先在具体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让步：（1）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2）1969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公民可以与中共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并废除对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价值的限制；（3）1969年12月25日，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由定期改为不定期；（4）同日，白宫声称不再向台湾当局提供原先应允的一中队F-4D型飞机；（5）1970年1月26日与2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的前述一中队F-4D型飞机的5450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46]
面对华盛顿的“友好”表示，北京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考虑。应该说，当时中国在国际战略态势中的境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糟糕的：在东面，要时刻警惕台湾方面的窜犯；在西部，同印度的关系尚未缓和；在南边，承担着援越抗美的重任；在北面，中苏关系又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为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高达600余万人，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4（此数字还不包括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间接开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不去利用美国人的“均势政策”，以达到加强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地缘依托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1969年7月11日，老帅们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份名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报告还判定“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的安全威胁比美帝大”。此后，从7月下旬至9月中旬，四位老帅又就是否联美抗苏的重大课题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十次讨论后，他们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提出为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实行“联美抗苏”不无不可。毛泽东对老帅们的意见进行了慎重考虑，毅然决定改善中美关系，建立一个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至日本，并且包括太平洋南岸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再将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格局。陈毅兴奋地说：“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69年12月，中国政府释放了当年2月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人。晚些时候，中国政府又和美方商定，中美大使级会谈移至两国驻波兰大使馆内轮流举行。1970年1月8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通知斯托塞尔大使：中国政府同意于1月20日举行中美华沙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向新闻界宣布了这一消息，并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不久，美国政府又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中称：“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47]1月20日，雷阳代办同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驻波兰使馆举行了第135次会谈。斯托塞尔宣读了一份事先拟就的稿子，称美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并表示美国愿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讨论或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中方则按国内指示，重申了解决台湾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同时表示会对美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进行认真考虑。中方还表示愿继续进行大使级或更高层次的接触。2月10日，雷阳代办同斯托塞尔大使在美国使馆举行了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中方根据国内的指示，再次强调中美两国最根本的原则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来华，中国政府愿意接待。
中美关系的改善使蒋氏父子忧心忡忡。1969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的长篇开幕词，指责尼克松政府说：“美国寄望和大陆增加接触，他那里知道，这种接触，不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亲善的济助，不是给美国政府带来和缓的气氛，而是给大陆人民，以至给自由世界和美国自己，带来更大的灾祸、劫难和绝望。”[48]1969年11月25日，他又在《对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第五届大会致词》中攻击中国共产党说：“谁也不可能再妄想与毛共‘和平共存’！谁也不可能幻想毛共的‘下一代红色的疯狂接班人’会发生温和的改变！谁也不可能贪图毛共为贸易而贸易的利益，是以它搜刮人民脂膏，来换取对你颠覆、渗透、暴动、非囊括你的土地人民主权而不止的利益！谁也不可能再梦想有中立的、喘息的安全，因为中立就是孤立，徒予毛共以乘间渗透颠覆的机会！”[49]
为摸清美国的底牌，蒋介石最终决定让刚刚升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出访华盛顿。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主动表示愿意向尼克松转达蒋氏父子的意愿，争取早日玉成此事。不久，尼克松即训令马康卫转告蒋经国：“蒋介石总统和蒋经国副院长，都是我尼克松的老朋友，未来二十年台湾和西太平洋的安定，将由蒋经国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因此，美国和尼克松本人，对蒋经国的访美至表欢迎，并将以欢迎一位国家元首的礼仪，来欢迎蒋经国副院长。”具体访美日期定在1970年4月20日。蒋经国对于美国将以超越体例的礼仪来接待他一事表示感激，他对马康卫说：“本人除了深感荣幸和谢意之外，并坚信中美两国为世界和平安定而努力，目标是一致的，合则两蒙其利，分则两受其害。”马康卫客气道：“蒋经国副院长的能力、声望、成就和未来所可能发生的影响，我国和尼克松总统以至国务院的官员，都有绝对深刻而完整的了解。因此，为了美国和中国未来的利益，也是为了西太平洋及世界和平未来的利益，我将暂时放下台北的馆务，暂由公使代办，我个人先行返美，为您的访问向美国作最妥善的安排，等您圆满达成访美任务后，我再回台北任所。”于是，马康卫在蒋经国访美行程之前，就先行返回美国，去为蒋经国的访美“作最妥善的安排”了。
此前，蒋经国曾四度访美。1953年10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揣度“太子”很可能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于是带着一种炫耀的姿态，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出面，邀请他参观了美国庞大的军事、工业阵容，并借机炫耀。蒋经国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美国停留了六个星期，并和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以及刚刚解任回国的前驻韩国联军司令麦克阿瑟元帅进行了会谈。1963年9月，美国国务院邀请蒋经国再度访美。这次，他以“行政院务委员”的身份在美国停留了11天，分别和总统肯尼迪、国务卿鲁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进行了会谈。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邀请蒋经国第三次访美。蒋经国以台湾“国防部长”的身份会见了约翰逊总统，并就有关事宜交换了意见。1970年初，蒋经国第四次飞抵美国，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出席了艾森豪威尔的葬礼。
但此时不与旧时同，面对美方发来的第五次邀请函，蒋氏父子的心情却始终飞扬不起来，他们深怕这是尼克松总统以隆重的礼节向“中华民国”作的最后的委婉道别。为此，蒋经国在出发前接受了父亲交代的四项任务：（1）弄清楚美国在华沙会谈中将作何种让步，所谓拟议中的“和平共存协定”究系何指。（2）要求美国重申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席位。（3）确认假如北京再次攻打福建外海的金门、马祖，尼克松是否会根据艾森豪威尔任内通过的决议案提供援助。（4）向美国重申台湾当局反对“台独分子”的立场，并要求更新军事装备。
1970年4月，蒋经国访美期间与美国官员会谈。
4月24日早晨，蒋经国邀请台北各报驻美记者共进早餐。餐点是特制的寿桃寿糕，借以庆祝他六十华诞。席间，蒋经国致词，强调“国家的处境虽然很困难，反共复国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与光明”。9时散会后，蒋经国即驱车赴华府近郊的安德鲁空军基地，飞往纽约。
美方对“太子”的行程安全作了极为细致的安排：蒋经国抵美后，其座车将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前行。座车上安装有钢甲和防弹玻璃，一路上由摩托车队开道和翼卫。行车所经路线四向红灯，待座车开过半分钟后始亮绿灯，让其他车辆通行。简单地说，在座车里、在行车时，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唯一必须警惕的是：进出旅馆时无钢甲和防弹玻璃的屏蔽，容易遭到袭击。因此，美国方面在旅馆附近戒备森严：将距蒋经国10公尺的区域划为“内围”，由美国国务院特派的礼宾人员和台湾的随行人员担任警戒；将距蒋经国10—20公尺的区域划为“中围”，由美方穿便衣和穿制服的安全人员混合编组，担任警戒；将距蒋经国20—50公尺的区域划为“外围”，由纽约警局武装人员担任警戒。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体态特征都较为相似，所以，美方的安全人员在蒋经国一行下机时即拍下了完整的彩色影片，并将影片冲印多个拷贝，分给各个安全单位作“勤务前教育”，让他们认清每一随行人员的面貌和特征。他们还要求台湾的随行人员在这四天内不要更换和原来截然不同的服装，或将发型、胡子作太大的变化，以免一时反应来不及而影响安全。
尽管有这样严密的防范措施，但刺蒋案还是发生了。根据杨镇在《蒋经国遇刺目击记》中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4月24日12时10分，蒋经国离开下榻的庇尔旅社，在警车开道下，坐一辆专为迎宾的“林蒙生”长形黑色轿车，驶往普莱兹大饭店，出席美东工商协会的餐会。从庇尔旅社到普莱兹酒店，仅仅隔了两个街区，蒋经国原拟步行前往，但因有人在酒店附近示威，美国方面遂坚持要他以车代步。中午的曼哈顿闹区，交通十分拥挤，蒋经国的座车在警车鸣笛开道下，竟用了约五分钟才走完两条街的距离。
12时15分，蒋经国抵达普莱兹酒店门前，此时约有25名“台独分子”站在对街手持标语向他狂喊乱叫，边上也有不少纽约市居民围着看热闹。美国国务院从华盛顿派来的两名安全官左右翼卫着蒋经国下了车，迈上了普莱兹酒店正门铺着红地毯的台阶，后面紧跟着纽约市警察局的两名便衣。正当蒋经国走完台阶，将要进入正门之际，突有两名“台独分子”自两侧的大理石柱后迅速闪出，分由两旁冲过警卫。随在蒋经国身后的便衣警探亨利·苏尼兹一把将自左边窜出的黄文雄拉住，并向另一便衣警探詹姆士·沙德叫道：“注意，吉美，这小子手上有枪。”说时迟，那时快，蓄意行凶的黄文雄已举起手枪，瞄向蒋经国的身后。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沙德自腋下以擒拿手法锁住黄文雄引机待发的右腕，使子弹偏离射出，嵌入酒店内楼大餐馆的墙壁中。苏尼兹乘机用脚把转动门顶死，使黄文雄夹在门缝里动弹不得，另两名警卫遂会同沙德将凶徒缴械制服。与此同时，另一个涉案刺客郑自才亦被警卫人员以擒拿手法压倒在地。郑氏挥拳拒捕，结果被警棍打得头破血流，一副眼镜也被击碎在地。
蒋经国对遇刺事件强作镇静，当晚仍抖擞精神，参加了纽约“中华总公所”华侨领袖举行的欢迎大会。宴会未终，美国记者追踪而至，请他发表“遇刺感想”。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拘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将他们释放。”后来美国真的把黄文雄、郑自才释放了！这一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都大篇幅刊登了安德鲁机场的新闻和照片，并登了“台独分子”的谈话和照片，而蒋经国遇刺的新闻却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在晚些时候亲自出马，向蒋经国表达了美国式的歉意。他们表示身为地主国的主人，在接待如此一位贵宾时竟然发生这样不愉快的“插曲”，感到非常的难过。但他们又声称，在这一个“完全民主开放的国家”，无法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譬如肯尼迪总统也一样遇刺，而且被刺殒命，因此希望台湾方面勿因此“意外事件”而介意。蒋经国“大人有大量”，回答说：“昨日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为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以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向尼克松表示：“中华民国绝对不放弃反攻大陆的政策。”尼克松乘机拾阶下台，称：“亚洲的问题，应该由亚洲人自己解决。”蒋经国对于尼克松这种颇能符合“中华民国国策”的姿态表示满意，他对中国记者发表讲话时说：“尼克松政权的政策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中美两国间将会更加了解。”
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消减下去，但蒋氏父子却心有余悸，对美国友人从此更多了一份戒心。说句老实话，“刺蒋案”的发生也确有许多疑窦，如果较起真来，山姆大叔可能要担当极大的干系。
疑窦之一是蒋经国座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军用机场时，居然会有30余名“台独分子”扛着标语牌、撑着横布条，在军用机场停机坪附近的禁区内大叫大嚷，高呼口号，进行示威活动。但是，平时就连美国政府官员以及新闻记者都需事先申请登记才能进入安德鲁机场。如遇总统座机起降、外国贵宾来访，戒备更为森严，所有出入机场的政府高级官员均需持有白宫统一发放的识别证，新闻记者更需由国务院负责新闻和公共关系的主管向副国务卿申请出入证后始得进入。因此，这30多名“台独分子”何以能这样成群结队地进入军用机场的禁区，到停机坪边缘示威，足以令人浮想联翩。
疑窦之二，包办蒋经国赴美事宜的马康卫是个不折不扣的“扫帚星”：在他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任内，发生了韩国军人推翻李承晚政权的军事政变。马康卫遂将90高龄的李承晚秘密“护送”到夏威夷，致使他客死异乡；以后，马康卫继任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大使，又发生了越南军人杨文明、阮庆发动的军事政变。他通知越南总统吴庭艳乘车逃亡，结果吴氏在半途中被叛军乱枪射杀在座车之上。事后，吴庭艳的弟媳吴庭揉夫人脱险远走法国，径指马康卫是美国CIA派出的凶手。继而马康卫又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在他驻印尼大使任内，又发生了苏哈托军人推翻苏加诺的政变。这一次，蒋经国访美时又发生了蹊跷的刺案，联想到马康卫在事前的“过度殷勤”，不能不使人怀疑其在幕后做了手脚。
第一个打击——逐出联合国
蒋经国访美遇刺后的第三个月，传来了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
1971年7月1日，尼克松总统指令基辛格执行“波罗计划”。白宫为遮人耳目，宣布基辛格将赴南越进行战况调查，随后前往巴黎，沿途并将顺访泰国、印度、巴基斯坦。7月8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晚宴上佯装胃病发作。叶海亚当众宣布请基辛格前往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息，以此摆脱新闻记者的纠缠。次日凌晨，基辛格和几名助手悄悄坐上巴基斯坦的民航飞机，自抵北京。
此前两天，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讲话，向民众解释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原因。他说25年前，美国在军事上是第一位的，但现在有了三个力量中心——美国、西欧、日本。再过若干年，世界上将出现美国、西欧、日本、苏联、中国“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他指出：“我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必须采取这些步骤，因为由于目前存在的，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分歧，苏联不可能采取这些步骤。我们是能够采取这些步骤的唯一国家……大陆中国同世界大家庭完全隔绝，而它的领导人也不同世界上的领导人联系，这对全世界来说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将是不能接受的，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在八亿中国人向世界开放门户，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各种联系和交流思想的活动的情况下，他们将成为世界上一支具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力量。”
15日，尼克松总统亲自在加利福尼亚发表电视讲话：“晚安。我要求在今晚利用电视台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出努力中的一件大事。正如我在过去的三年多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世界之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接着，他宣读了举世震惊的访华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预料在这一宣布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猜测，所以我想对我们的政策作最清楚的说明。我们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关系的行动不会以牺牲我们老朋友们的利益为代价。这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我们谋求同一切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至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我深信所有国家都将从缓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中得到好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进行一次我深深希望会成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不仅谋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且谋求我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将来世世代代的和平。”[50]
在尼克松发表上述讲话前20分钟，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沈剑虹从国务卿罗杰斯那里预知了这一“噩耗”。沈剑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几分钟时间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我想打电话给台北方面，不巧的是美国这边的越洋电话接线生那天正罢工。我正在草拟电稿时，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台北外交部杨西昆次长打来的，问我是否从美国政府人士那里，听到基辛格秘密访问北平的消息。台北的人士刚刚听到新闻快报，要我证实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否正确。像我一样，台北方面对这一消息最初反应也是觉得难以置信。”[51]
对于美国立场的改变，台湾当局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早在6月15日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蒋介石曾就此事发表讲话，他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国父更昭示我们‘存在之根源，无不在于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又说‘须知国家之受损害，及时自能回复，若国家之行动，为人所迫胁，而不谋抗拒，则其立国之精神既失，虽有大利，亦何以为’。如果今天看到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蔑视正义，奢言和平而实在葬送和平的作为，吾人即为其所激怒，或为其所沮丧，甚至为其所胁迫，而不能‘持其志毋暴其气’，那就正是在‘自毁其壮志’！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亦就是斗志不斗气，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冲不破的难关。”[52]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惊变”会来得这么快、这么急。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7月16日，蒋介石在确信美台关系“绝对不会像以前一样”后，指派杨西昆约见马康卫，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尼克松此举是“最不友好的行动”。同时，蒋介石还训令沈剑虹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沈剑虹奉命拜会美国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向他转述了来自台北的“愤怒、困惑和震惊”。对于台湾方面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格林答复如下：（1）美国理解台湾对此事的震惊；（2）美国为事先没有通知台湾感到遗憾，但这是不可避免的；（3）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4）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赞同尼克松访华，故台湾应适可而止。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出面证实尼克松曾致函蒋介石，表示“继续承担对台湾的防御义务”，聊以表示对“中华民国”友人们的一点安慰。
但是，尼克松虽承诺了对台湾的防御义务，却并未能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稳固。美国在1970年以前，曾连续10次使用延期战术，使联大成员国不能认真地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大的问题。不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的不断提高，也由于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与人民的不懈努力，表决票数的差距逐次接近。1970年第25届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进行表决时，出现51票对49票的过半数赞成的结果。尼克松看到了形势的变化，他对基辛格说：“在很机密的基础上，我想请你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对我们在联合国接纳中国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提出建议——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间要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造成一种形势，使我们既能保持对台湾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53]
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建议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安理会成员国，但同时保留“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要求联合国大会同意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动议都属于“重要问题”，需要有2/3的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
8月20日，针对美国的“双重会籍”新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
1971年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8月2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一封备忘录，正式要求把所谓“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的议程。美国政府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又主张“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是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并且坚决反对……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中国政府深信，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所提出的正义主张将取得胜利。
9月22日，美国正式要求将从联合国驱逐台湾代表作为“重要问题”，并提出一项让中国得到联大和安理会的席位，同时让台湾当局继续留在联合国的提案。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开幕，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严正指出中国合法席位不容再拖延不决。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老方一帖，依然祭起“重要问题”的法宝，进行无礼反驳。此时，年近六旬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要求发言。美国代表喜在心头，认为这位盟友的发言定会符合本国的利益。不想，巴鲁迪大声提出根据程序此问题不应予以讨论，要求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出人意料，美国希望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和15票弃权被否决。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抓住时机，利用巴鲁迪是技术错误，乘胜追击，于是形势突变。90分钟后，大会再次进行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当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的决定公之于众时，会议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些人甚至跳到会议桌上欢呼起舞。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在第26届联大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之前，蒋介石预知败局已定，为避免尴尬局面出现，他训令“外交部长”周书楷率代表团抢先一步，悄然退出了联合国大会会场。
10月26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称：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违反宪章规定，通过阿尔巴尼亚等“附匪”国家之提案，牵引“毛共匪帮”窃取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中的席位；我们本汉贼不两立之立场及维护宪章之尊严，已在该案交付表决之前，宣布退出我国参与缔造的联合国。同时声明，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项违反宪章的非法决议案，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中国人民，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54]
次日，蒋介石又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说：本届联合国大会，竟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业已成为罪恶的渊蔽。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55]
俗话说人一背时，喝口凉水也塞牙。蒋介石诅天骂地的话音刚落，“不幸”事件又接连发生，几乎在一夜间，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惊呼：“无外可交。”就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
第二个打击——《上海公报》的签订
“波罗一号”行动之后，中美两国按基辛格访华期间达成的协议，通过新开辟的“巴黎秘密渠道”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斯特传递信息。据基辛格回忆，仅从1971年8月1日到9月底，中美之间通过“秘密渠道”所交换的信件就比过去整整20年还要多。基辛格曾无比感慨地说：“我简直难以想象三个月以前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我们是怎样与北京进行联系的。”在“秘密渠道”开通期间，沃尔斯特曾到黄镇大使官邸45次，平均每月七次，但由于双方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仅法国新闻媒介对此一无所知，就连美国驻法国大使沃森都被蒙在了鼓里。
1971年10月5日，中美双方宣布：基辛格博士将于10月20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以便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必要的准备。基辛格将此行定名为“波罗二号”，由于是试航，尼克松将“空军一号”和自己的随行工作班子全部交给他使用。
鉴于此次访问需商定的问题涉及面太广，基辛格将随行人员分成四组：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负责了解中方的基本政策；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负责与访问有关的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负责了解与自身工作有关的事项；至于那个来自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森，仅允许他享有“一种参与的感觉，而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地缘政治的讨论，特别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从10月21日开始，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了10次会谈。22日下午，美方提出了已经由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联合公报草案。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草案按一般的老套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强调了双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含糊其辞地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在台湾问题上，草案避而不谈美国撤军的问题，反而要求中国作出承诺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对草案很不满意，表示无法接受，指示章文晋按照过去和蒋介石谈判协议的方式起草对案，即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的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章文晋起草完毕后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表示不赞成搞公报，周恩来说明这是美国人提出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毛泽东接着说：“那个东西我只看了一遍，发言权不大，只有一点点。不满意，一点神气也没有。”周恩来立即解释：“这个草稿我们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的意见修改。”毛泽东随后又补充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周恩来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熊向晖起草了一份完全不落俗套的公报草案。
草案的序言部分，概述了尼克松访华情况。草案的第一部分，要求双方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在这里，中方写下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基本原则，并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填写他们的主张。草案的第二部分是中美建交的共同声明。第三部分是双方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第四部分是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些建议。
美方对中方草案感到吃惊，周恩来解释说：以华丽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往往给将来留下隐患。中美20年没有交往，其间的隔阂不可能瞬时消失。而明确双方的分歧，反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他宣布暂时休会，让基辛格有个全面周详的考虑。
在休会期间，基辛格认识到：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正可以解决许多困扰已久的难题。例如：明确无误地表现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将继续得到美国的保护，同时也能将双方达成的一些共同点反衬得更为突出。这样，公报发表后，双方都不至于承担矛盾和恶意的风险。
据此，基辛格在复会后告诉周恩来，表示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写法，但希望“火药味”不要太浓。他说：“（中方草案中有两句）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即使是明白无误地标明为中国的观点，也会令美国极为难堪。”他建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美方将在阐明自己的立场的部分中将对等地删掉两句话。周恩来表示：“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们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
26日晨，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但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相持不下。美方坚持不能背弃“老朋友”，不愿同台湾当局断交和撤军。基辛格费尽心机想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提法，这就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关于草案中所应包含的美台防御条约，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述文字，只得作为遗留问题等到尼克松来访时再商议。
在第二次“波罗行动”结束之后，美国又通过“巴黎秘密渠道”传来口信，称准备拟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中方同意接待。1972年1月3日，黑格准将一行16人抵达北京。黑格对姬鹏飞讲基辛格有重要的情况让他向周恩来指定的人谈，周恩来决定立即亲自会见黑格，此时已是4日凌晨。由于没有想到会马上受到周恩来的接见，黑格在兴奋紧张之余吞吞吐吐地说：“我要以军人的直率口气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黑格的谈话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苏联准备改变原来旨在保持印巴次大陆分裂状态的政策，企图通过树立中国的敌人或其代理人来“包围中国”。（2）美国同中国接近，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突然产生某种喜爱”，而是因为苏联的战略是先制服中国，再进攻美国，美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才和中国建立关系的。（3）美国加紧对越南北方的空袭是因为越南战争的继续只能加强莫斯科在东南亚的势力和对中国的包围。（4）鉴于上述几点，尼克松此次访华“将具有一种新的更迫切的意义”。正如当年丘吉尔愿同斯大林合作以对付希特勒，美中应在此“关键时刻”共同努力，以“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从而“维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5）希望尼克松的访华不要给尼克松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加强总统世界领袖的形象”，“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周恩来对黑格的讲话没有做正式的回答，而是让熊向晖起草了一个《对美方口信的答复》，准备亲自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6日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与黑格见面时的谈话要点。当汇报到印巴问题时，毛泽东评论说：“国家愈大，胆子愈小。”当汇报到美国的政策是赢得时间，增强巴基斯坦的自卫力量时，毛泽东说：“这倒也好。印巴问题就说明全世界都在动乱。”当汇报到黑格说苏联要改变战略，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时，毛泽东说：“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韩国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当汇报到尼克松要恢复“世界领袖”形象时，毛泽东更是不屑一顾，他说：“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连美国领袖都做不成，他还要来做世界领袖啊！”当周恩来将口信答复稿交他审阅时，他又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讲了以后，无非是吹。他22年都没有来，再等100年嘛！这些美国人啊，睡了两个晚上好觉，他又忘了。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总而言之，无非是吹了。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当日晚些时候再次约见黑格，答复如下：（1）中美会谈临近，敌对势力加紧反对是预料之中的事。（2）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是其扩张政策的继续，说不上是“战略转变”，印巴形势说明次大陆形势的动荡。（3）中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4）半年前，尼克松曾将中国列入世界“五大力量”之中，现在美方突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这是令人惊讶的。任何国家都决不能依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否则就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新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围、遏制、颠覆”的企图必定以失败告终。（5）“世界领袖”不是自封的。（6）美方由于国内某些势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求中方考虑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当然，中方不反对进一步磋商。但是，中国人民对台湾问题怀有强烈情感，如果美国真有改善双方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这一关键问题持积极态度。如果屈从某些反对势力的压力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这决不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
黑格从周恩来的答复中听出来自中国方面的诸多分歧和愤慨，他一再解释说：“我是根据本人对口信总意图的理解用自己的口气转达的。因此恐怕在许多地方，由于用了军人的朴素的语言，收到了过分直率的效果，在一些问题上引起了误解。”周恩来对他进行了安慰，并答应将台湾问题挂起，等尼克松和基辛格来华时再予讨论。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约见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希望不要对尼克松访华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华盛顿和台北之间不要恶言相向。他许诺台美关系不会因为尼克松访华而有所变化。17日，尼克松一行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开始了自称为“是一次谋求和平的旅行”的中国之行。21日，尼克松总统乘专机从上海到达北京，周恩来、郭沫若、李先念、叶剑英等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约百人前往欢迎。此前，尼克松总统规定当他和周恩来见面并握手时镜头中不许再有其他美国人，以示纠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准同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行为。因此，就连基辛格和罗杰斯这样的要员都被反复告知，要等到总统和周恩来握完手后才准下飞机。尼克松以后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到达国宾馆一个小时后，基辛格突然报告说毛泽东要会见他。随后，尼克松就乘车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中美两国领导人双双伸出手来，握手“约一分钟之久”。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举行历史性会谈时，谈话妙趣横生，完全不像相互敌对多年的对手的初次谈话。尼克松称赞毛泽东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谦虚地说他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并顺势引出台湾问题：“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尼克松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接过话题反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您叫他什么？”当翻译把尼克松的话翻完后，毛泽东轻声地笑了起来，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一般来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们做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相互对骂就是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
当尼克松接着准备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和苏联问题时，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这些问题是他同你谈的。接着，毛泽东表示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他还为中美之间的缺少交往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我们办事也存在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尼克松说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还说：“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尼克松在临走时也谈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
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和尼克松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当然，在这些问题中，台湾问题被放在了首位。尼克松表明了他对台湾问题的五项意见和看法：（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2）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3）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使其不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独”；（4）支持任何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5）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四年内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但尼克松同时也强调：出于其在政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不能马上丢弃台湾，希望在其第二任期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了以下观点：（1）美方还是一句“老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实际上，美国已经丢掉不少“老朋友”了。“老朋友”有好有不好，应该有所选择。（2）美方说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和平解放是两方面的事。仅我们愿意，蒋介石不干还是不行。（3）坦率地讲，就是希望尼克松在第二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已经为时不多了”。
当周恩来和尼克松进行实质性问题会谈时，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和乔冠华副外长逐字逐句研究推敲即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其中，最棘手、最困难的仍是关于对台湾问题的表述。2月24日，乔冠华就美方提出的新方案发表看法：（1）既然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内政。美方表示“关心”台湾的和平解决，中方则“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不能承诺放弃武力。（2）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美国将其作为军事基地，理应全部撤军。中方的措辞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的措辞只谈“逐步减少”，避而不谈“完全撤出”，中方不能同意。谈判陷入困境。基辛格问如果寻找不到可为双方接受的措辞怎么办，乔冠华回答说：“那就难说了，达不成协议不发公报也可以。”此话使基辛格感到有点紧张。
25日，谈判进入第四天，双方仍各执一词相持不下。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国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则说，美国坚持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要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下午，两人各自向本国领导作了汇报后继续进行磋商。基辛格首先发言：“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乔冠华对基辛格的这一说法表示感兴趣，他说：“我看可以作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要积极些，更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基辛格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这里含有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义务的意思，而且台湾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我们同意乔先生的意见。”就这样，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终于取得了突破。然后，周恩来又亲自参加了半个小时的定稿谈判，顺利解决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时间是26日晚11点。
2月28日，随着尼克松访华进入尾声，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从此载入史册的中美联合公报：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56]
《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它是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形势面临重大转折时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由此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西欧实行缓和，迫使日本急切地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在为他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为对蒋介石有一个交代，在发表联合公报的当日，黑格将军提醒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注意基辛格在上海新闻界发表的谈话：“美国将继续遵守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3月3日，美国主管远东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飞往台北，简报尼克松北京之行，再次向台湾当局保证：“忠实地履行所有的承诺，仍是美国政策的基础，这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及其他关系。”3月6日，尼克松要求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57]沈剑虹于次日飞回台北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蒋氏一言不发，半晌漏出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第三个打击——中日建交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一些西方国家闻风而动。3月23日，英国政府将自1954年与我国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也相继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然，受“尼克松冲击波”最大的，要算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中日双方打开了民间交往大门。60年代，双方又进一步互设了贸易代表机构。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周恩来同日本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举行会谈。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就此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中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的合法权利必须恢复。中方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中日两国就可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
1971年7月16日，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强烈震撼。为了防止日本步美国的“后尘”，蒋介石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议”为名飞抵日本，劝阻佐藤政府不要同中共进行接触，并要求其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支持台湾。
佐藤听从了蒋介石的劝说，在第26届联大上再次和美国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进行封杀。佐藤的做法在日本国内遭到猛烈的抨击。为了平息舆情，他被迫在当年的12月2日表示：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3月25日，日本外相福田赳夫发表讲话，希望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27日，他再次宣布赞成中国政府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3）废除台湾同日本的《日台和约》。蒋介石对于佐藤政府的转向十分气恼，但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佐藤表示赞赏，并作出了迅速反应。周恩来连续同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58]并表示：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当然，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
6月17日，左藤首相宣布辞职。下一首相的角逐，在自民党的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之间展开。7月2日，田中角荣与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以恢复日中邦交为号召实现了三派联合。5日，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的自民党大会上，三派联盟击败了福田赳夫。7日，田中内阁成立。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次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他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在宣传报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促进中日友好的精神。[59]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宴会上致词，提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后，周恩来又在同法国外长的会谈中表示：“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6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60]这两次讲话，是对田中对华关系声明的明确回应。
不久，周恩来正式通过在东京访问的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原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向田中发出访华邀请，并传话说：“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16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时进一步提出：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61]22日，访华归来的佐佐木更三向田中转达了周总理欢迎田中访华的意向。
蒋介石对中日政府的相互接近万分紧张。7月19日，“行政院长”蒋经国召见日本驻台“大使”宇山厚，阐述了台湾当局的强硬立场。次日，“外长”沈昌焕就日本政府“迭次发表日本与‘共匪’所谓‘国交正常化’的谈话”发表声明，警告日本政府勿与中共谈判建交。[62]
田中政府并未对蒋介石的忧虑做任何眷顾，不久即派遣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飞往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连续三天的会谈。会谈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日方对台湾到底持何种态度。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大理解。我们所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合法”的反义词是叫“非法”。因为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还有“偏安”。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后说：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讲的“正统”是否有别的意思？（2）《中台条约》问题。周恩来针对《东京新闻》所传日外务省官员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问题”的说法，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亡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该废除的。（3）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问题。周恩来表示，中方将坚持将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63]
8月4日，竹入在首相官邸将这份记录亲手交给了田中和大平。田中在略读之后大声说：“周总理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这样的话，我可以去！”平素总是板着面孔的大平，也连声说“谢射，谢射”，一手拿起记录，就跑着出去回外务省了。
竹入记录公布后，田中政府立即受到来自蒋介石、自民党内亲蒋分子和外务省三方面的压力。8月8日，蒋经国发表讲话，严厉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64]。8月9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全体会议作出以下两点决议：（l）使日中邦交正常化；（2）田中首相为此访华。但是，岸信介、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滩尾弘吉等议员立即跳将起来为蒋介石说话，他们宣称“不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但“不要抛弃台湾”。9月8日，正常化协议会承认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并在午后的党总务会上以决定案的形式获得通过。但此时，外务省又从法律论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1）复交三原则的第一项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第二项又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在日本是不能承认的。因为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只是放弃了对台湾的所有权，不能再作超过这个范围的意思表示。（2）如果承认第三项即“废除《日华条约》”，则更会使世人觉得日本外交不足为训。因此，《日华条约》没有理由废除，只能在日中关系全面正常化后“自动消灭”。
面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田中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他准备先听一听山姆大叔的意见。8月31日和9月1日，美日双方在夏威夷举行了首脑会议。美方同意在不触动《日美安保条约》的前提下实现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于是，田中派古井、田川诚一两位现议员和松本俊一前议员携带共同声明的日本方案前往北京。日本方案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中国方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1）日方希望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并要求不再把《日台条约》的废除这一项列入共同声明的正文。（2）日方没有对台湾的归属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周恩来对第二点表示理解，但对第一点没有做任何让步。最后，双方商定：“不问共同声明的前言和正文如何，希望田中、大平先生来访时协商。双方认为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在遣使北京的同时，田中也派了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前往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椎名首先在台北机场经受了石块、西红柿、臭鸡蛋、棍棒、拳脚的洗礼，接着又被蒋介石拒之门外，最后还挨了蒋经国的一顿呵斥。蒋经国一再警告椎名：“日本政府必须重视‘中日和约’的尊严与保持日本的国际信用，不得片面毁弃这个和约以及损害由和约而产生的‘两国’关系，如果日本现政府不顾此事之严重性而一意孤行，则我们为了拯救大陆同胞与维护亚洲的安全和平，自有保留采取任何必要行动的权利。”[65]
椎名此行，原准备向蒋介石递交田中的亲笔信，信函的主要内容是感谢蒋介石在战后对日本的深切理解，“并提及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共政权既然都坚持中国只有一个的立场，日本与中共关系正常化之后，便无法维持台日之间的外交关系，请予原谅。如中华民国政府无特别异议，日本政府希望经由民间交流，尽可能维持贸易、经济等实质关系。”[66]但既然蒋介石避而不见，他只好耐着性子托蒋经国转交。
蒋介石阅信后勃然大怒，复信说：
9月13日惠函奉悉。承示各节，难安缄默。愿为阁下一坦述之。中共之欲赤化亚洲及全世界，乃尽人皆知之事，贵国与中共建交，在经济上又无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图，而亟亟于背信、绝义，引狼揖盗如此？“中日两国”关系密切，自东汉中叶以来，历二千年，交往稠叠，谊同兄弟。中国毫无丝毫有负于日本，反观，贵国之对中国，远者元明之际无论矣，即近者言沈阳事变，及八年抗战，日本所加于中国之创痛，不可谓不深。而战后中华民国对日本之信任，不可谓不坚，亲仁善邻，春秋之义。本人关怀日本，与人为善，五十年如一日。无他，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而已。若贵国竟与压迫大陆人民暴力政权建交，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窃为贵国所不取也。[67]
9月20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各项准备已全部就绪。25日上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飞抵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
当天下午，双方进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谈。事后，二阶堂进向记者团说：双方“惊人直率地交换了意见”。晚上，在为田中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68]田中在致词中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此后，中日双方进行了多轮首脑会议，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争论和磋商：
（1）“麻烦”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直率地提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69]田中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2）日台关系问题。田中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作出承诺。会谈中，日方提出希望对他们国内的处境和困难给予照顾。因此，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在另外场合声明：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宣告结束。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方在什么时候作此声明了。27日，周恩来在同田中、大平会谈时当面问道：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大平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表示满意。在次日的会谈中，周恩来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相互信任的态度。
（3）战争赔款问题。还在田中访华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
不料，在26日上午举行的两国外长会谈中，日方的高岛益郎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叙述了日方对复交三原则所持的立场。他坚持认为：根据《日台条约》，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已宣布结束。姬鹏飞外长对此强压怒火，保持了沉默。
在这天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周恩来就此事向田中和大平表明态度：“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接着，他批驳了高岛的说法，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他还说：“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70]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周恩来在气愤之下当面痛斥高岛是“法匪”。
在随后很晚才开始的午餐中，日本代表团成员食欲全无。大平和高岛闷头饮水，一言不发。田中给大平打气说：“失败了又会怎样，至多还是原来的样子。谈不成就谈不成好了。就这样回去呗。责任由我来负。”
27日夜晚，大平向外长会议提交了日方准备的第三个方案。姬外长把大平慢慢解释的方案全文逐条记录下来，由传达人员一张一张传送到在邻室的周恩来那里。凌晨3点钟，传达人员从周恩来处取回记录，姬外长看了一眼，然后平静地说“这样可以”，遂同意了日方的方案。天亮后，再次举行首脑会谈，周恩来当众宣布说：“就这样办了。”至此，田中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他自豪地说，虽然自己不擅长于外交，但外行的“决断和实行”，也能在幸运的条件下获得费劲也难以获得的成果。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71]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蒋介石对于日本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愤怒之情无以言表。当日，他发布《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说：
今日日本田中政府公然不顾道义法理，不顾国际与其国内有识之士的反对，和“共匪”这个战争贩子搞不正常的外交关系，它不是不知道，“共匪”就是利用一切外来的迷幻，以缓和它内部严重的危机，但是由于短视近利的关系，却硬把非法说成合法，把反常说成正常。像今天日本这种开门揖盗的外交，这样饮鸩止渴的贸易，自然只有愈来愈不正常，也只有愈来愈带给日本政府与人民以“更大更深”、“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危险。[72]
但，不管蒋介石是如何愤懑不平，如何巧言令色，他所创导的“亚洲反共体系”终究还是无可挽回地崩溃、瓦解，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