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这似乎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也显示了蒋的确是“治心即治兵之本”、“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思想，他一到台湾就开办了一所“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黄埔训练、庐山训练、南京训练。这个时候搞这所研究院是为了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同时旨在为残兵败将“打气”。
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总理纪念周时发表了题为《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的长篇讲话。一开口，蒋介石不得不说：“我们在军事屡败之际，到台北来举行总理纪念周，实在觉得惭愧万分！”接着蒋介石不厌其烦地用所谓“民国纪元以前本党同志在总理领导之下，为颠覆满清而奋斗，其间经过十次的失败，才能获后的成功”，以这“十次”的介绍作铺垫，把话最终转到正题上，说：“如果我们一般干部同志真正能笃信主义，实践革命，真能协同一致，坚持到底，那我可以断言：不出三年，共匪一定不打自倒。”于是他对高级将领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问题的中心尤其在于军事。军事不能支持，则其他政治经济的改进，都无法实现；反之，如果军事能够稳定发展，则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的措施，都可以按日计程的推动。因此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今后所负的责任，特别的重大。”“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13]
1949年10月16日，『革命实践研究院』正式开学。
经过一番张罗，“革命实践研究院”在台北阳明山上开张。蒋介石亲自兼这个院的院长。很显然，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等于是跟党平行，也是党内的教育机构”（《蒋经国口述自传》中说）。1949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的长篇演讲。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说了这么一些话：
本人这次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召集大家到本院来学习研究，唯一的意义就是要从我院长本人起，到每个学员止，大家都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过去的罪过，了解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求得一个具体的结论。然后研究如何战胜我们的敌人。
今天我们革命事业，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原因当然很多，不是今天一两点钟之内所能列举的。如果我们对自己宽恕一些的话，那只可以说我们自北伐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休养整顿从事建设的机会，以致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不能树立健全的基础。
上面说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不能想象！
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
接着，蒋介石又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成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实践”、什么叫“研究”，并对其作了不厌其繁的解释。
在解释“革命”时，蒋介石说他的军队之所以处处失败是由于犯了“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依赖主义”三种“心理”的错误，所以“自从去年徐蚌会战以来……国军处处失败”。
在解释“实践”时，蒋介石说“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致命伤就是因为一般干部同志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在解释“研究”时，蒋介石指责他的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讽刺，为社会所鄙弃”，不得不称赞共产党的干部“没有其他的长处……但是他们特别提倡研究好学的习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遭遇一种新的情况，他们就一定要反复的检讨，深切的学习，务求其彻底的了解”。[14]
在开学典礼上，蒋介石还亲自宣读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要旨》。
在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之前，蒋介石的确是窜来窜去，十分忙乱。7月16日，他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保卫广州应注意的三件事”：一是“关于广州的政治，我以为莫急于禁赌、禁烟和禁走私”；二是“关于军事问题：我赞成政府决心保卫广州，并以广州为据点，以保卫大广东”；三是“今天社会堕落，人心动荡，士气消沉，当前的急务，实无过于转移风气，振作人心”。李宗仁回忆说：“身居幕后的蒋先生都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邨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做‘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作主席，我作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介石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15]8月7日，他又在韩国出现，发表讲话。9月13日，他一下子又飞到了成都，在四川省的所谓“绅耆及各界人士”茶话会上发表讲话。
接着，10月22日，蒋介石又出现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的讲话。这一天没有讲完，在24日又继续讲这个问题。
一张嘴，蒋介石就说：“今天我要和各位继续讨论国军失败和共匪胜利的原因。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大家必须了解什么是军队战胜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个基本要素对于我们军队的成败利钝，何以能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把这个基本要素归结为：“自从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具有如此悠久的革命历史，拥有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为什么到今天竟失败到如此地步呢……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已经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评论，说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师法苏俄，以‘党’统‘军’，以‘党员’为‘军队’的骨干，以‘党代表’为‘军队’的核心”。接着，他又把话题转过去，指责他的部队与“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16]
在第二次的讲话中，蒋介石又分析了所谓“我们一般军队的缺点和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这次这样严重的失败，军事本身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非单纯军事的原因则更多，而且占着重要的成分。”这种“非单纯军事的原因”，蒋介石借用了“外国人批评我们军官的缺点”，概括有三条：一是“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因为司令部和部队的事务，就要消耗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二是“我们的部队长官，对自己的部队与官兵之间，处处发生上级官长与下级官长脱节，下级官长又与士兵脱节，官兵则与人民脱节的现象”；三是“美国人对我军队批评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中国士兵在他官长面前是没有人格的’，就是不当作士兵是一个人”。蒋介石又“反过来”说：中共领导的部队“实在没有好的武器，亦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17]
10月30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的讲话。这是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金门受挫，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万人，虽然蒋介石也不惜代价守金门，伤亡近万人，但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是我们剿匪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胜利”。
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呢？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厦门，接着要解放金门。当时解放厦门并准备解放金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司令认为：“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2万名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第29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绰绰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第28军攻金门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18]蒋介石在大小金门的守军是1.7万人和3000人。24日战斗一打响，蒋介石不仅派海军（“太平”号舰及“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封锁大小金门的海面，而且增派胡琏兵团（第12兵团）的第18军第118师、第19军第14师、第18师52团和第11师的一个团。仗打得十分激烈。到了26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登岛部队已弹尽粮绝。27日上午金门战斗基本结束。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提出（11月8日）：“以三个团去打敌人三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关于“金门战役”作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人民解放战争的一次战役，随着历史的推延，许多比较可靠的资料已都公布了，有文章、评议，乃至照片等。当时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只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行事，其命令在军政系统不具有“合法性”，无法公开下达，而所有党政军人员，谁能调动谁，那就看人脉了。1949年9月，舟山、漳州、厦门、广州同时告急，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胡琏调防广州，而在台湾的东南军政公署长官陈诚也派副长官罗卓英携蒋之命，要求胡琏增援舟山和金门，保卫金门。胡琏很有些为难。此时国民政府已迁至广州，从“合法性”来说，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自然不能违抗。但从感情和道义上讲，一生以“誓死追随民族领袖总统蒋公”为目标的胡琏又不能不听台湾的命令。于是胡琏先派第18军开赴厦门。后经陈诚运作，1949年9月15日国防部才正式下令第12兵团归东南公署节制，胡琏才安排部队悉数乘船出海，本人则去台北复命。
解放军进攻前夕，金门地区防务部署状况大致为：第12兵团第18军指挥第11师和第45师守金门东，第25军指挥第40师和第201师（缺603团）守金门西，第5军（缺第166师）指挥第200师及随后增援的53团，驻小金门及大二担岛，而后赶到的第19军主力进驻金门城，另一部分进驻琼林附近。为增加防卫力量，9月12日，装甲兵司令部派战车一营第一和第三两连进驻金门。该战车营官兵除军官和车长是老兵，其余士兵皆未完成初级训练，抵金门后，临时日夜进行车辆保养和战车兵科学习。第12兵团及原司令官黄维，皆在解放军的渡海战役中覆没，只有副司令胡琏化装成士兵突围，收容残部共6000余人撤到江南。1949年5月，胡琏奉命重组第12兵团，并进行了数月修整。因此，金门地区国民党部队除胡琏部较为强壮外，其余部队编装残缺，人员不足。李良荣的第22兵团是1949年7月以福建龙溪第一编练司令部改编而来，8月份开赴金厦，原拟编入该兵团的第25军在福清覆没，改为用空军警备旅改编的第45师及台湾开来的青年军第201师作补充，所辖的第9军编为第166师，从厦门后撤至金门，仅剩1100多人，原在小金门的该兵团第5军所属的第200师和第45师加起来共1900多人。随后三师合编为第200师，也就3000多人，因有大量干部和勤务兵，战斗力还不及一个团，青年军第201师约有5000人，因此第22兵团上下加起来就万余人。“第18军若不先到金门，第19军亦不续到，则金门存亡，实难逆料。金门若失，则此万人亦不得撤回台湾了！该岛作战，殊难安全脱离，成则全胜，败则全败。”这是胡琏事后的感慨。将战车3团一营送上金门对后来的战斗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当时该营配备兵力420人，M5A1坦克22辆，汽车22辆。这支装甲部队的布置如下：战车一营一连（缺第三排）配属给第18军第118师352团，于金门东的沙美附近，为机动部队；第三连（缺第三排）配属给第118师353团，在金门西顶堡附近保持机动；两个连的第三排驻于金门西村附近，由营长陈振威直接指挥。别看只是一个营，它可是国军中的“嫡系贵族”部队，上岛的第一和第三两个连是从战车1团改编过来的，蒋纬国是前任团长。出发到金门前，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本想换上更老成持稳的王守成当营长，但战车3团团长张广勋坚决反对。他认为两连官兵被蒋纬国宠坏了，调皮捣蛋得很，必须要性格刚烈的陈振威才镇得住。临行前，徐庭瑶、蒋纬国召见陈振威，嘱其上岛后对坦克部队要坚持“分区控制、统一指挥、集中使用”三原则。
战斗的开始很凑巧。10月24日，驻金门的战车一营三连在垄口海滩一带演习。坦克发生故障滞留在海滩修复，正巧25日凌晨发生战斗，三辆坦克排成横队，三炮六机枪向正前方海滩扫射，青年军第201师602团三营参战，金门战役打响，其余驻金门国民党军增援部队闻讯随即加入战斗。解放军最先登陆的244团在重火力压制下，伤亡惨重。解放军251团在古宁头登陆，253团在湖尾登陆。遗憾的是，解放军三个团登陆，却没有一名师级指挥官随同，缺乏统一指挥。据叶飞回忆，登陆部队没按事先交代，先巩固滩头，而只是留下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随后就向纵深处猛插。更没有想到，由于不明水情，正欲回航运送第二梯队的船只，却遭遇退潮全部搁浅，随后被国民党部队炮火击毁。后援部队只能望洋兴叹，登岛部队遂陷入绝地。为解登岛解放军之困，我第10兵团下令紧急调动船只，但老百姓手上的船只已经寥寥无几。加上时间紧迫，只征到运送两个营的船只。双方激战至26日早上，下午又送解放军四个连在湖尾乡登陆，一下船又遭包围。27日，我第10兵团与岛上部队彻底失去联系，到了28日，岛上枪声已经稀疏，战斗基本结束。解放军224团、253团一度占领双乳山、观音山、湖尾高地，但却被击退，251团突围进至古宁头一带，踞守林厝工事，与国民党部队第14师和第118师对峙。反攻古宁头的国民党部队第14师师长李光前冲锋时战死，为此役国民党部队最高军官，后被追赠为少将，金门西浦头林村村民还为之建了一座庙，称为“金门守护神”。解放军最后登陆支援的四个连，其中有两个连突破包围，到古宁头与踞守的解放军会合。26日深夜，解放军后援不继，已渐不支，战役接近尾声。27日拂晓，国民党部队第118师和第14师清扫战场时，突然发现古宁头西北角断崖下还隐藏着千名解放军，立即展开进攻。战至10时，解放军伤亡400余人，弹尽粮绝，剩余部队被俘捕，至此金门战役结束。
另外，在《叶飞传》中对金门战役也有详细的叙述。按计划，厦门战斗一结束就要进行金门战斗。但由于征集船只和船工都很困难，发起攻击的日期一拖再拖。当时不独是船，其他准备也不尽充分。解放军第10兵团情报部门对国民党胡琏兵团是撤往台湾还是增援金门判断不定，叶飞认为在胡兵团仍在海上徘徊时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乃电令第28军攻取金门。
在解放军第10兵团的战史上有这样的记述：
此战也改变了金门命运，全台因此振奋，各种慰问犒劳纷至沓来，金门具有了更重要战略意义，成为拱卫台湾的军事重镇，自此与军队和军事结下不解之缘，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其后，胡琏就任福建省主席、金门防卫司令、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政金门。[19]
1949年10月30日，蒋介石是既十分得意又十分节制地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长篇讲话。对金门的“胜利”，蒋介石充分肯定了这是“最彻底的一次胜利”，并提出“关于金门战事的经过，各位负责主官必须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一个具体的报告，而且要召集有关部门，对于这一次胜利加以彻底的检讨”。接着，在对战争的科学化与艺术化作了一些阐述后，蒋又把话题转到了中共的两大长处：“第一个长处就是‘情报’……实在是有其独到之处”；“第二个长处是‘军队政治工作’……之所以有今日的发展和胜利，他主要的是要归功于他们的军队政治工作。”他又指责：“现在我们一般高级将领的缺点，真是不胜枚举，我所知：第一是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磨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第二是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人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泄沓。第三是消极被动，推诿责任。凡事都要上级来推动，而不能认清职责，自主自动。第四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第五是含糊笼统，不求正确，尤其是对于时间、地点和数字，始终没有正确的观念。第六是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第七是迟疑犹豫，徘徊却顾。第八是主观自大，故步自封。以上这些毛病，不过是就我观察所得，列举出来的，遗漏之处，当然更多。”[20]
11月7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陆海空军联合演习要旨》，而实际上是借题说明所谓“革命建国的基本精神”，又借赞赏日本占领台湾几十年中的“许多建设”（特别是日月潭水利工程和阿里山入山铁道这两个工程），提出“这种孜孜不辍，践履笃实的精神，也才是真正的建国精神”。[21]
第三次复职
对前后三次复职，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日有一个说法：
本人受总理的付托，领导革命以来，到现在为止，曾经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下野是民国十六年八月，当时党中一部分同志与汪精卫、鲍罗廷勾结起来，在武汉另组政府，形成本党内部分裂，以为我不下野，他们就不愿北伐。我为求党的团结，不忍北伐大业中坠，乃毅然下野。但是下野以后，不但是北伐无形停顿，而且不到三个月，政府机构无人管理，官兵薪饷没有着落，“共匪”在南昌、广州等地不断的暴动叛乱，国内呈现了一片混乱的现象……到了当年年底，中央常会决议，要我回京继续负责。于是我在十七年一月四日宣布复职，而以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为唯一使命。
我第二次下野，是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因为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本党同志认为我应该负沈阳失陷的责任；而且以为我不下野，则日本侵略将无止境，只要我能下野，他们就可以和日本觅取妥协的途径，国家的生存就有了保障。于是我接受党内同志的要求，再度下野。但是当我下野以后，日本的侵略有加无已，而政府内部之混乱，军队士气之低落，社会人心之不安，比我第一次下野的时候，更为恶化。于是中央决议要我回南京，而孙科院长亦亲到杭州，一定要我一同回南京……我当时鉴于内忧外患，如此紧迫，党国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只得顺从中央决议与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再度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去年一月，本人第三次下野。当年下野的情形以及一年以来的惨痛经验……今天不必细说。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22]
对于这次复职，蒋介石远在重庆、成都时就有不少动作：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一方面对李宗仁“擅离职守”表示“中央”的“意旨”；另一方面一致主张要蒋介石“复位”。会上对“复位”的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蒋介石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此外，对内尚有维系人民之作用。此时举国上下，人心动摇，如云南之卢汉等，已明言，李既出国，而蒋总统又不肯‘复位’，则国家无人领导，尚何希望之有。因此，不能不作‘复行视事’之准备。惟对时期问题尚须加以研究。”很明显，蒋介石是正式发出了再上台的信号。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党政会报，又研讨了“复行视事”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今日国家危急，已至千钧一发之时，何忍见危不救，避嫌卸责，只有光明正大，决心‘复行视事’为不二之道，至于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蒋又同阎锡山、张岳军商量，决定待法定手续完成后，再作“复行视事”的准备。为了这个“法定手续”，4日，在成都的国民大会代表演了一幕谒见蒋介石，请求“复位”的戏；接着，旅台的立、监委员和国大代表亦演了一幕来电请求蒋“复行总统职权，以挽危局”的戏；5日，民、青两党代表联名电请蒋“复位”。
蒋介石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后，第三次复职正式进入议程与行动。
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片败象，处在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政治上充满隐忧显患。1945年10月台湾从日本的手中回到了祖国怀抱，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但由于国民政府台湾行政公署在处理同岛内人民关系上的失误，导致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给岛内人民与国民党统治之间长久地留下了“敌视与猜忌”的历史阴影。蒋介石败退台湾，一开始就注意了同岛内关系的处理，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权力争斗的恶习仍沿袭至台，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沿海岛屿与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对岛内的威胁，使“省籍矛盾”的沉疴和内部失败主义的心理，成为蒋介石两大政治难题。
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45年台湾光复前，日本在台湾的经营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至严重破坏。战后，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物资基础亦所剩无几。以台湾光复前后的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为例：日本统治时期一般机械最高产量为8200吨，钢材1.8万吨，水泥30.3万吨，肥料3.4万吨，纸2.6万吨，棉纱539吨，煤285.4万吨，电1195百万度，糖137.4万吨，米140.2万吨。1946年降为一般机械980吨，钢材3000吨，水泥9.7万吨，肥料5000吨，纸3000吨，棉纱410吨，煤104.9万吨，电472百万度，糖8.6万吨，米89.4万吨。1949年，一般机械只有3666吨，钢材1.1万吨，水泥29.1万吨，肥料4.6万吨，纸1万吨，棉纱1805吨，煤161.4万吨，电854百万度，糖64.7万吨，米121.5万吨。生产状况如此恶化，得不到迅速恢复，而进口又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致使人民生活贫困不堪，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大量人口涌向台湾岛，导致人口激增。1946年，台湾人口为610万，1948年增至680万，1950年激增到790万，1952年高达810万。六年间，台湾增加了200万人口，尚不包括败退台湾的60万军队和未报户口的人数。这对于生产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十分贫苦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虽然国民党退台时带去了一些资产，包括黄金、白银、美钞计5亿美元上下，以及生产设备和少量物资，但远不足以负担由大陆退台的200多万军民的生活需要。其直接后果，必然导致物价飞涨。从1946年至1949年，台湾的趸售物价上涨了1000倍。1949年至1952年，趸售物价又上涨了8.3倍。生产萎缩、物价上涨所造成的恶果，是台湾当局的财政预算赤字和外汇高额负债。1949年后，台湾当局为恢复经济和重整军备的支出十分浩繁，使财政预算连年有巨额赤字，加上恶性通货膨胀，遂使1950年至1952年的赤字高达5.36亿元新台币。由于退台初银行的债信未立，无法发行公债，除了抛售一点有限的黄金以外，只有向台湾银行透支，而台湾银行则以增发新台币来应付。1949年6月新台币发行时，最高限额应为2亿元，但到1952年度的发行额高达7.55亿元，远远超过其限额，助长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形成了恶性循环。退台初，台湾的国际收支皆由台湾银行处理。1950年，台湾银行的外汇存底完全枯竭，被迫向“民航空运公司”借款50万美元应急。1951年初，台湾银行外汇负债达1050万美元，其银行信用卡已被外国银行拒收。台湾经济实已达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军事上残兵败将弱不可恃。陆续由大陆败退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外缘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残部约为60万人，其中30万有作战经历。军队严重缺少弹药、粮食、衣物与机动性。很多建制单位徒有虚名，或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官兵成分复杂，有职业军人，也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和学生。“野战师团”零零星星，临时由地方保安团队和流亡学生拼凑。国民党陆军力量薄弱、分散，战斗力极低，虚张声势有余，实战“难挡强敌”。其对外鼓噪的“海上长城”，实际上是一套空话。桂永清为司令的国民党海军只有3.5万人左右，舰艇约50艘。但是，实际上能发挥攻击能力的战舰，不过半数而已，况且炮弹缺乏，维修不济，难以掌握海峡的制海权。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共有官兵8.5万人，各种类型的飞机400架，缺乏维修零件，真正能战斗的只有半数，油料储存量仅够两个月之用。如果国共“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也将输光”。
外交上孤立无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只有韩国去台北设立使馆。与国民党政府原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均认为，国民党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作为国民党的最大靠山和“盟友”的美国，最初在台湾也仅设立一个总领事馆，而且美国政府此时一再下令撤退在台侨民。国民党政府的全面溃败，使美国决议不再给其以任何援助。1950年1月，美国国务院曾向所有驻外使馆发出一份机密备忘录，训令所有馆员，台湾失守是迟早的事情，要求他们将这种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在此间发表的一份文告中声明：“此时此刻，美国无意取得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特权；也无意动用军队干预，美国不会介入中国的国内冲突。同样地，美国政府不会提供台湾军事援助或顾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此后的数月之内，美国及联合国在报刊或讲坛上，不断辩论承认大陆人民民主政权问题，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可见，在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处于低潮，美国决策者认为不值得以武力“防卫”台湾，台湾前途必须“自求多福”。
总之，蒋介石退台初期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台湾岛内一片混乱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陷于风雨飘摇的黯淡境地。
据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在从大陆退台后的日记，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北的途中，心情沉重，以至“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同车到草卢寓（即阳明山招待所）。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然而西南战况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噩梦连连。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自省说：“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他痛苦的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可谓道尽了饱尝众叛亲离的苦痛。同一天，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继续援华法案”，台湾危局总算保住了。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度假，心有所感地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23]
1950年2月28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出席阳明山茶话会。
蒋介石在5月初到台湾后，于8月20日在台北成立了“总裁办公室”，下设九个组和一个“设计委员会”，当年的“侍从室”死灰复燃。到了12月，西南诸省相继解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均迁台。
1950年1月，李宗仁在美国施割十二指肠手术后，身体大致复原。他于此间接获国民党已败退台湾的报告，害怕一俟返台会变成“张学良第二”，没有“贸然回台”。国民党退台后时局维艰，危机四伏，内外困挫，需要“总统”出来“统揽权事”，“主持政务”，而李宗仁在美国并未宣布取消“代总统”资格，蒋介石又不能“贸然”径自复行“总统”职务，于是在2月21日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名义，电催李宗仁三日内返台，否则便放弃“代总统”职位，如不照办，则由蒋介石复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三日内并未返台。2月23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决议让蒋介石早日“复职视事”。次日，国民党“立法院”383名立法委员联名要求蒋介石复职。
2月28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阳明山）邀集国民党中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非常委员会”委员举行茶话会，表示他将于近日内复行“总统”职务，宣称：“我出来继续视事，究竟是救国还是误国，尚未可知。我这次重负国家的政治责任，是否能够救国，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解答的。”他在讲话中推卸内战失败的责任，称“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他最后声言：“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自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视事”，并发表《复行视事文告》。在这份“文告”中，蒋介石是颠倒黑白，攻击新中国的建立，说什么“亚洲之形势为之激变，世界之危机日益迫切”；接着，蒋介石是自我吹嘘一番，表示“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受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最后，蒋介石还是鼓吹“扫除‘共匪’，光复大陆，重建我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
第二天（2日），蒋介石特地举行茶话会，款待“国大代表”、“立、监委员”、台湾省“参议员”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中央委员，再次宣布他“鉴于国内外情势不容再事蹉跎，当此国家民族亡绝续之交，实无推诿职责之可能，故决定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并提出了类似“施政纲领”的四条意见。即第一，“我们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为推行四条“施政纲领”，蒋介石极力排斥非蒋势力，培植亲蒋班底，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在“党务系统”方面，拟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整顿国民党中央至地方各级组织，建立起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治”权力结构。在“政府系统”方面，保持虚伪的而实际不复存在的全国政权，重建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套重叠的行政权力机构，如“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考试院”以及“台湾省政府”等。在“军事系统”方面，仿效美军建制重建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机器和指挥机关。
“行政院”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最高行政机关，掌握施政大权，蒋介石必然排斥异己，安插亲信而代之。蒋介石复“总统”职务后，立即于3月6日操纵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排斥掉“行政院长”阎锡山，批准其“辞职”、“退休”，并决定由陈诚取而代之。3月7日，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并改组了“行政院”，张厉生为“副院长”，黄少谷任“秘书长”，俞大为任“国防部长”，余井塘任“内政部长”，朱家骅任“财政部长”，叶公超任“外交部长”，郑遵儒任“经济部长”，贺衷寒任“交通部长”，林彬任“司法部长”，程天放任“教育部长”，吴国桢、蔡培火、田炯锦、董文琦、王师增、杨毓滋任“政务委员”。接着，蒋介石又任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接替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还任命在大陆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如张群等为“总统府资政”或“国军顾问”，帮助出谋划策，“并备咨询”。从而在台湾建立起以蒋氏家族为核心、大陆同去的亲信官僚为主体、联合台湾部分地方政治势力代表人物参政的庞大专制机器。对于“副总统”李宗仁，则加以“贪权误国”的罪名进行弹劾，并于1954年予以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