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人物。他的声誉还因沙漠作战的士兵与在山地作战的士兵之间的关系不和而受到损害。团史中以及分析非洲战役的文章中，都有大量描写第8集团军对第1集团军，特别是对美国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优越感的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这些报道。这是自然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令人遗憾的。这种现象之所以是自然的，因为第8集团军官兵的高昂士气源于下述信念：他们是上帝的儿子，而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蒙哥马利。这种现象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关第1集团军作战活动的报道极其稀少，例如，我们只知道卡塞林战役的情况，但不知道塔莱战役的情况。这两个集团军的官兵来自同一国家并与一个共同的敌人作战。事情竟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在沙漠中作过战的营瞧不起同属一个团的在山区作过战的营。车辆伪装方面的差异，服装方面的差异，纪律方面的差异，全都扩大了这种鸿沟。这令人无比地遗憾。如果说这种鸿沟在本国同胞之间已经很明显，那么第8集团军与异国军队美军之间的鸿沟就不知有多深了。
某些事件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除了“空中堡垒”事件外，还有科宁厄姆的电报问题。事情如下：当巴顿在4月1日奉亚历山大之命用坦克向加贝斯发动大规模进攻时，遭到德国空军的严重阻挠（他的“顾问”邓菲当时受了伤）。他的情报军官评论道：“由于我们的部队完全缺乏空中掩护，遂使德国空军几乎为所欲为。”这一“情况报告”送到了战术空军司令科宁厄姆的手里。科宁厄姆给巴顿发了一份愚蠢的、无礼的回电，电文中说：“……这只能说第2军的有关人员不适应目前的这种作战……应该停止这种不准确的、夸大其词的报告……这种假惺惺的狼的哭泣……。”巴顿大发雷霆，艾森豪威尔也大发雷霆，特德则十分震惊。特德让科宁厄姆收回了这封电报，并带着他来见巴顿，亲自表示道歉。但是敌意再也无法消除了。布莱德雷在讲述此事时说：“有一种人很敏感，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使他产生很大误解。”最后，还有克罗克的丰杜格案件。4月初在第1集团军战线上的丰杜格隘口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美国第34师打得很糟。事后，一个美国使团要求第6装甲师师长克罗克如实讲出他所认为的第34师失败的秘密原因。很遗憾，这件事被记者泄露出去了，尽管现在看来克罗克的评论是有根据的，但巴顿和布莱德雷却十分生气，并把它报告了亚历山大。这件事虽然最后被平息下去了，但却留下了很坏的影响。
蒙哥马利与美国盟军之间的关系是此后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里还应当指出，那几场沙漠战役的胜利，在英国人看来应当在教堂鸣钟庆祝，但在美国人看来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许多眼光敏锐的人在估价英军的阿赖曼战役以及向突尼斯进军时，发现这些军事行动过于懒散和小心谨慎。这种懒散和小心谨慎的作风与美国人天生的喜欢强有力、猛烈、和生气勃勃的作风格格不入。如果美国人的这种评价也像第8集团军对第1集团军的战绩的评价那样不正确，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可惜，他们所批评的都是一些实际存在的缺点。这样，美国人就往往倾向于贬低蒙哥马利的威望。
卡萨布兰卡会议明确决定盟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西西里岛而不是撒丁岛（有许多人支持把撒丁岛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这一决定引起了一连串事件，直至5月12日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最后进攻计划，事情才平息下来。这时离预计的进攻开始日7月10日只有不到两个月了。之所以确定7月10日为进攻开始日，是为了适应不同军种对不同程度的月光的要求。时间如此仓促，是由其他一些原因造成的。轴心国家在非洲的军队直到5月13日向盟军投降，我们应当还记得，4月底曾被定为最晚的日期。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决定以后，1月23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赫斯基”行动的最高统帅，亚历山大为副统帅，海军上将坎宁安为海军部队指挥官，特德为空军部队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受命成立一个特别参谋部（有自己的参谋长）来计划和准备这次作战行动。亚历山大被任命为地面作战总指挥官。2月12日在阿尔及尔成立一个以盖尔德纳少将（就是我们在上面阿赖曼战役中提到过的那位遭遇不幸的第8装甲师师长）为协调员的中央计划机构。艾森豪威尔2月11日任命了他属下的几个指挥官，两天后联合参谋委员会同意了这些任命。地面部队指挥官为：蒙哥马利领导东部特遣部队，最初称为545特遣部队，实际上就是第8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即第13和30军；巴顿领导西部特遣部队即第343特遣部队，包括美国的第2军（由奥马尔·布莱德雷指挥），该军最后升级为美国第7集团军。这两支特遣部队将在亚历山大司令部的指挥下作战，该司令部在这次战役的计划阶段称为第141部队，后来则简单地把所辖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加在一起，称为第15集团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