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漫长的内战
“……从他的社会活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和个性，他如此专注于政治活动和政府，他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简单朴素，以致只有在工作中才最令人信服地、最完全地把自己展示出来……如果说为了有助于说明他的行为需要密切注意他的境遇的话，那么，为了不替他辩护，也同样需要更近地关注他的境遇。”
—引自约翰·埃尔曼《小比特传》
“现代观念愈发重视青春期对一个人的性格的影响。约翰·丘吉尔的一生都带有他的青年时期的烙印：那种在彬彬有礼的举止下的顽固的沉默寡言，那种在极其富有的情况下也绝不放松的极端的节俭，那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和不节约的憎恨……。”温斯顿·丘吉尔在描述他的祖先马尔巴勒公爵时是深刻理解他所谈论的事物的，他的这段描述很可能已经为我们分析他的同代人、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生涯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有一个奇怪的但不一定有意义的事实，在曾经获得了最高荣誉的几位英国统帅中，竟有三个最出类拔萃的统帅——马尔巴勒、威灵顿和蒙哥马利的童年都是不幸的，或者至少是不安定的。这一事实之所以不一定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也不可能充分了解历史上一切伟大统帅幼年生活的确切情况，把他们的军事技能与他们幼年时期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观察。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知道的。马尔巴勒的幼年是难堪的；威灵顿的父亲莫宁顿勋爵在他12岁时便死了，他是由冷酷的母亲教养大的。这位母亲对儿子的最后评价是：“他只是一个当炮灰的材料，其他什么也不是。”有关蒙哥马利的材料更多一些，更准确一些，因为他自己曾用异常天真的直率态度回顾了他的成长，以此向世人提供了一份心理学病历。蒙哥马利是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这种理解可能很深刻，也可能很肤浅，但肯定都是他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凡是在他的后半生曾经和他交谈过的人都记得，他习惯于回忆童年，回顾家庭关系和他的不幸遭遇，并且念念不忘为他自己提出的“是什么东西使我仍然活着”的问题寻求答案。蒙哥马利的问题因他的母亲而生。她名叫莫德，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个名叫法勒的教长的女儿。法勒所写的《埃里克》（或名《一点一点地》）曾是一本畅销书，然而今天已没有人读了；他写的《耶稣传》也曾一度获得成功。莫德在16岁时便嫁给了她父亲手下的一个副牧师34岁的亨利·蒙哥马利，1881年，他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婚礼。未来的陆军元帅诞生于1887年11月17日，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1889年，蒙哥马利一家离开伦敦到地球上的一个边远地区——塔斯马尼亚。在那里，亨利·蒙哥马利变成了凡迪门地（塔斯马尼亚的旧称）的主教。
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二段中引用了丘吉尔论述马尔巴勒公爵的几句话：“某些人的早年生活处境艰难，因厄运带来的痛苦，与蔑视和嘲笑的刺激，而形成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天赋的智慧，而没有这些品质，就很难完成伟大的事业。”他继续写道：“的确，可以说，我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把这种不幸完全归咎于他的母亲；而他的父亲则是他所崇拜的一个文雅的圣贤。尽管如此，他也宽宏大量地承认，他的母亲不得不用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看来，在这个大家庭里，真正缺乏的是爱。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如果确实有爱，或者潜伏着，或者暂时没有表现出来，那也许不会引起多大问题；但从蒙哥马利本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感到爱的缺乏，感到一种持久的折磨……。他的耳际老是响着一句话：“去看看伯纳德在干什么，叫他停下来。”在他的头脑中，这种被剥夺了权利的感觉是尖利的、真实的、不能忘怀的，一直存在到80多岁的时候，他还有这样一种想法：敢不敢去做违禁的事而不被发觉；如果不敢，那就必须接受惩罚。
过多地渲染这类无趣的小事没有意义。但是，蒙哥马利作为军事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特点都来源于他童年时期的遭遇。他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还在童年的时候，他不仅养成了一种自力更生的习惯，而且有一种“耍花招”的强烈愿望。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那就会发现在他的性格中有这样一种缺憾，这种缺憾是由于他早年挨过饿而产生的，在他结婚以后已经很幸运地得到了弥补。然而，在战争中，这种缺憾还会出现，他习惯于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年轻有为的联络军官（即形成一个“家庭”）来弥补心灵上的不足。在他的性格中多少还带有几分受虐狂的情绪：当不端行为被发现时，他总是服服帖帖地接受惩罚。艾伦·布鲁克1939—1940年冬天在法国写过一则日记，记载有蒙哥马利陷入困境并受到批评的事：“我那一天对他所说的一席话，他的反应良好。他感谢我指出了他的错误，并说他很容易做蠢事，希望我今后经常以类似的方式帮助他。我还能再要求他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更广泛地探索蒙哥马利与艾伦·布鲁克之间的关系。从他们的通信联系中可以看出，艾伦·布鲁克在法国担任蒙哥马利所在的那个军的军长期间，以及后来担任英帝国参谋总长期间，蒙哥马利都把布鲁克看成自己的可靠的保护人，以致几乎可代替他在1932年失去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