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一失误的部分原因是，虽然蒙哥马利起初有一个不成熟的计划，但后来却放弃了。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官史》叙述如下：
由于10月23日以来战役所采取的方针，已经没有强大的机动部队了。这种机动部队本应是精力充沛，集结待命，并作好了远距离追击的准备，如同1918年9月在美吉多的艾伦比沙漠骑兵队那样。原计划建立一支由C·H·盖尔德纳少将（第8装甲架子师师长）指挥的部队，这支部队应配属空军分队，并且必须作好准备突进到敌人后方区域某处，甚至可能突进到图卜鲁格。但由于这支部队只能从各单位抽调力量组成，蒙哥马利撤消了这个计划，并且决定使用已经在前沿地区的编队来代替它。蒙哥马利在80多岁的时候仍然为自己辩护，他已经把整个第10军（盖尔德纳的部队要由这个军抽调力量来组织）都用去打赢事先精心布置的战役了，因此他“没有剩下什么部队了”。我现在仍记得他曾心情激动地告诉我说：在阿赖曼战役快结束的时候，人们向他报告说，弹药储备快耗光了。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把它都用光，用光。除了赢得胜利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对于第10军的坦克他也作了同样的处理：全部投入战斗！然而，蒙哥马利经常鼓吹建立预备队以进行决定性打击的策略，并且因为自己在“增压”作战行动之前采用了这一策略而感到骄傲。此外，在事先布置好的战役结束时，第8集团军并不缺乏坦克，而在战役开始之前蒙哥马利还说过一些关于成立一个追击军的大话。因此，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军在需要使用的时候不能拿出来，这该不是事后的无理指责吧。我们对蒙哥马利在这一阶段的行为进行批评的时候，只不过是应用他自己提出的对一个统帅的高标准要求而已。包括：需要提前考虑问题；需要有一个为部属所彻底理解的明确计划；需要从最高一级进行领导；保证一切作战行动按“既定方案”进行。虽然如此，为了公正地对待这位元帅，我们必须记住，按照隆美尔的观点来看，第8集团军在11月4日的活动情况似乎与上面叙述的很不相同。那天结束的时候，隆美尔就已经绝望了。隆美尔那天一早就因为希特勒命令他坚守下去而感到十分气馁。头一天晚上，隆美尔派遣随从副官伯恩特中尉去向元首解释，服从元首的命令意味着他所率领的部队的毁灭，但这样做也同样使他泄气。伯恩特到达马特鲁港时，给隆美尔打电话说，他已经在英军几百架飞机不间断的低空攻击下沿着海岸公路行进了四个小时，“海岸公路有多处被燃烧着的车辆所阻隔，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很多情况下，驾驶员和士兵抛弃了他们的车辆，徒步向西逃跑。公路上许多地方都停留着不少被抛弃的坦克和其他车辆。”11月4日上午，陆军元帅凯塞林前来会见隆美尔，他们一起讨论了希特勒的命令，隆美尔坚持自己的主张：“在此以前，我们在非洲一向都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现在这种局面结束了。”（按照隆美尔的儿子曼弗雷德在《隆美尔书信文件集》上所作的脚注，凯塞林当时说，作为现场指挥官的隆美尔应当视情况自己采取行动。）但是战斗眼下还在继续。隆美尔接到他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打来的电话，他右面的意大利师已经瓦解。最后，在13时，拜尔莱因又报告说，冯·托马将军在前线失踪了，可能已被打死（实际上是当了俘虏），而他本人（他当时已接管了非洲军团的指挥）则徒步逃脱了装甲部队的攻击。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隆美尔就意识到他的战线已无可挽救地崩溃了，他不顾希特勒的禁令，15时30分，发出了全面退却的命令（已经太迟了）希特勒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第二天发来电报认可了这个命令。隆美尔后来这样写道：“我们曾竭尽全力加以避免的那件事终于发生了：我们的战线崩溃了，全部摩托化的敌军已经拥进了我们的后方。上级长官的命令再也不能算数了。我们必须挽救还可以挽救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蒙哥马利11月4日上午所发布的文告中的预言已经实现：敌人已经崩溃了。但是，“整个装甲集团军”却绝对没有“被擒”。
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说：“真正的追击于11月5日开始。”但是，追击至少延误了一天。非洲军团尽管在许多次后卫战斗中遭到了消耗，在许多次正式战斗中遭到了严重损失，但它在撤退到突尼斯的整个漫长过程中作为一个实体始终存在，而且它所辖各部队直到轴心国军队在北非最后投降那天为止，也从来没有大量“被擒”。退却的第一个阶段，隆美尔本来可能在三个地方——富凯、马特鲁港和萨卢姆——被截住，但在每一地方，他都逃脱了，而第8集团军则因不走运或估计错误而延误了进军。隆美尔本人于11月5日凌晨到达富凯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司令部，在这一天的之间，非洲军团的一大部分部队、第90轻装甲师和若干意大利摩托化部队也到达了。然而，直到5日傍晚，却没有任何一支蒙哥马利的先头突击部队能够进行适时的打击，至少是没有任何部队作好攻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