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因那一天他指挥了伊泊尔的第一场战斗而赢得了这枚勋章。当时他带领他的排，上刺刀冲锋，夺取了梅泰朗村。早在8月25日，即离开英国两天后，他的卓越品质就表现出来了。沃里克郡团在勒卡托投入了战斗，遭到严重损失。在退却过程中，蒙哥马利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返回去帮助抬回了一个受伤的连长。当他返回英国住院时，发现自己已被提升为上尉；后来，当他在1915年1月出院时，发现自己已被任命为旅参谋长（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那时他才27岁。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用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谦虚口气谈论这个问题：“在医院里我有时间进行思考，最后我得出结论，‘笔比剑更有力’这句古训多半是正确的。出院后，我进了参谋部。”这种谦虚之所以容易使人误解，是因为他在《回忆录》的下一页这样写道：“我全面研究了除了我受伤回英国那段时间以外的西线的整个战争。”……可是在这段时间，他帮助训练了新建的一个志愿兵师。
1916年他作为第35师的旅参谋长回到法国前线。其后，他沿着等级制的阶梯稳步上升：1917年担任第33师的二级参谋；同年晚些时候担任第9军的二级参谋；1918年担任第47伦敦师的一级参谋。到停战时，伯·劳·蒙哥马利已是中校、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当时他年仅30岁。
停战后，他随莱茵集团军开赴科隆。盖伊·查普曼曾讲述过一个有关这个时期蒙哥马利的意味深长的故事。查普曼从1915年起就作为隧发枪营的一个军官在西线服役，他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丰富的军人。他的营当时驻扎在科隆附近，情况很糟。十分无能的营长刚刚离职，老兵们梦想着复员，而年轻的新兵则毫无作战经验。查普曼当时是副营长，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一个名叫蒙哥马利的鲁莽家伙来接任我们营的营长。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是，他曾经受过伤，是从参谋部来的。不过，他立即就把这个营控制住了。他用操练和体育运动使这个营振作起来。他为士兵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对运动会、竞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感兴趣。他像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领队。”蒙哥马利亲自负责全部训练工作，搞得很有成效。“可是，”查普曼悲哀地说道，“整整有两个月我不得不在晚餐的时候坐在这个家伙的旁边，不能和他随便说话，因为他只谈军队的事。”
接替他的人很快就到来了。1920年1月，蒙哥马利到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去了。他没有获得参加战后第一期训练班的提名（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后台靠山的年轻军官），而且看来第二期的提名他也错过了。不过，蒙哥马利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他既已决定把职业军人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到参谋学院学习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就亲自去找驻德国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交涉，并且成功地说服了罗伯逊，罗伯逊帮他获得了到参谋学院学习的名额。
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事并不怎么重要，但这次战争却对他起了很大影响。他是没有经验的青年，有许多军官和他一样年青，一样勇敢，甚至一样能干。但是，一般的好军官，即“仅在作战时才是军人”的那些军官，与坚定地献身于自己职业的重要指挥官是不同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能够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省和分析，抛弃过时的东西，提出新的建设性的意见。蒙哥马利的大多数同学在1919年都太过于高兴了，他们很快就把过去几年的战争忘掉；而在和平时期的正规军中仍然占据高位的高级军官大多数更是高兴非凡，他们不去思考已发生的事，而热衷于恢复什么“真正的武勇”。于是，在1918年最后胜利的几个月里，曾由黑格洋洋得意地指挥着的那支极其灵活的军队突然变得墨守成规了。
蒙哥马利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十分清楚地了解，他在1939—1945年间付诸实践的那种军事理论，是不是根据他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观察以及事后对经验教训的思考制定出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理论的基础和主要前提在他去参谋学院学习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以后几乎就没有修改过。那些对蒙哥马利在非洲和欧洲的军事指挥持批评态度的人，轻率地把他说成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保守将军。这些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按其对当时军事机构的态度而言，蒙哥马利在1919年就已经是一个反叛者、一个激进分子、一个不安于己位的人、一个主意很多的人了。艾伦·穆尔黑德写过一本蒙哥马利传，书中描写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学习期间的态度时，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论述。穆尔黑德写道：“对他以及一些曾经到过法国的有作战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参谋学院的课程‘全是胡闹’，是完全过时的不现实的东西。特别是蒙哥马利，学校当局把他看成一个好争吵和好辩论的人，‘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看来他认为自己比教官或其他人都知道得多。训练班为期一年。蒙哥马利和他的同学们在互相揶揄、嘲笑和争论中度过了这一段日子，最后他们都及格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蒙哥马利将是这样品格的人：非正统的，固执的，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强的，有时则是刚愎自用的，但永远也不守旧和固守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