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不只是在教室里才教诲人和追求尽善尽美。他的这两种精神基本上说明了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的另外一个奇特的侧面：他对青年军官十分仁慈，既关心教育那些准备寻求知识的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英军中有一种蔑视好学上进的人的倾向），又关心提拔那些显示出有出息、有潜力的人。他的这种特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在他1926年去坎伯利参谋学院任教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两项使他得以发挥这种非凡才能的职务。一次是1923年他到约克郡第49西部骑兵师工作。在那里他不仅主办了每周战术演讲（由他主讲），而且还在晚上辅导年轻军官学习。这些有上进心的青年中有弗朗西斯·德·甘冈。后来，德·甘冈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参加了蒙哥马利所指挥的历次重要战役。他们两人的合作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合作之一。在《作战胜利》这本书中，德·甘冈生动地叙述了蒙哥马利在这一时期的有远见的但自我克制的行为，叙述了那些幸运的年轻下级军官偶然碰到这样一位师长时的惊奇和感激之情。德·甘冈这样评述道：“在这时期他只有很少的睡眠时间。”另一次是蒙哥马利在离开了11年以后以连长的身份回到了他原来所在的那个团——沃里克郡团。那场面是很紧张的，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蒙哥马利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战士和军人知识分子，在某些人看来，他离开军人食堂时间太久了，可能不太受人们欢迎。而盖伊·查普曼在回忆蒙哥马利在科隆服役的那些日子时，并没有说明他是一个脾气随和的善交际的人，可以使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我问到一个著名的高级军官（当时他是该团的成员）他对蒙哥马利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时，他告诉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蒙哥马利对青年军官仁慈而乐意帮助……。事实是，蒙哥马利通常对于他的上级（艾伦·布鲁克除外）要么是轻视，要么是冷淡；但他认为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为了使他们在他所梦想的“新型军队”中占有一个位置，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训练。
蒙哥马利关于士气的看法，同他的其他观点一样是很明确的，并且同样可以认为它来源于他在索姆和帕森达勒的经历。使他厌恶的是当年他所经历的那种绝灭个性的做法。他认为，当时最高统帅部把部队看作是被驱赶着在金属屏障后面向前冲的一堆人肉。这样，人就不被当作一回事了。蒙哥马利曾在步兵中当过参谋军官。他说：“我的战争经验使我相信，参谋机构必须为部队服务。”但用诗人威尔福雷德·欧文的话来说，步兵愈来愈被看作是这样一种人：
士兵们挤满突破口，他们要战斗更长时间，遭受更大伤亡，但谁都不关心他们。
蒙哥马利被一再发出的命令（半个世纪后，他在《战争史》中引用了这种命令）所困扰，这种命令日复一日地要求不管遭受多大损失都要继续进攻。
蒙哥马利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他在195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军队与钢铁不同，它是一种最敏感的工具，很容易损坏。这个工具的基本成分是人。要把部队带好，就必须懂得人的本性。人们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情感力量应当通过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予以激发，这种方式应使人感到温暖，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如果对于人的因素保持冷漠无情的态度，终究会一事无成。”这段话实质上不过是重申了他早在4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的基本真理。在任何单位中，不管是一个排，还是一个集团军，都必须使每一个士兵感到他起到了一个人的作用，而他的上司也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加以关心；必须使每一个士兵都清楚懂得他应当做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当蒙哥马利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就掌握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写成文字虽有点老生常谈，但许多资深的和年轻的军官都不懂得它们。随着年岁的增长，蒙哥马利发展了应用这些原则的技术。因此，当他接管第8集团军后，他就用这些技术把它改造成为所有盟国军队中最明智、最自信和最朝气蓬勃的一支部队。他发现了一种似乎是把每一个士兵都看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诀窍。从他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特有的许多信条和方法都是建立在对拿破仑的研究上。这个科西嘉人（指拿破仑）进行了著名的1796年和1797年意大利战役后，德赛将军这样评论道：“他使每一个团相信本团是全军最好的团。”蒙哥马利把拿破仑的这种艺术逐渐地加以完善，——之所以说逐渐地，是因为不经过努力，这种艺术肯定是掌握不了的。必须仔细地、认真地加以完善才能达到利德尔·哈特曾说过的马尔巴勒所具有的那种“在激发人们的干劲时博得人们爱戴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