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著名指挥官（也是一个爱尔兰人）也受过母亲的虐待，这就是T·E·劳伦斯。劳伦斯在致肖伯纳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害怕她知道有关我的感情、信念、或生活方式的任何东西。如果她知道的话，这些东西就会被破坏，被侵犯，就不再是我的了。”劳伦斯把他与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之为“长期内战”。他说了两句带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话：“为了爱而向你的孩子们大声抱怨是不对的。孩子们由于受到年岁和能力这两堵墙壁的阻挡，不能爱他们的双亲。”劳伦斯和蒙哥马利毕生都在仔细分析童年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两个人都在有生之年获得了荣誉，并且都为此而洋洋得意……他们总是在弧光灯下后退。这是为什么呢？
约翰·E·麦克教授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撰写过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发表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见解：“他后来写道，当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他就梦想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他童年时期的读物也多半是些描写中世纪英雄人物的传奇文学。劳伦斯的英雄主义斗争，他对阿拉伯事业的重视，他将一场被围困的斗争转变成为一场光荣的胜利，——这一切在心理学上都可以看成为一种移位，一种恢复失落的自尊心的企图……”，也就是对他童年时代遭到的羞辱进行补偿。
蒙哥马利的情况与劳伦斯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例如，对蒙哥马利来说，就不存在他是一个私生子这种模糊的感觉。但是，把他们两人加以比较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两位卓有成就的军人的母亲，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都试图在儿子的性格形成时期控制他们。我们还不清楚促使他们追求权力和成就的那些下意识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看来，对自己母亲的不安全感是动力之一，而对蒙哥马利而言，这是他深刻意识到的一种动力。这点是不可忽略的。
从这个痛苦的熔炉中的确炼出了一种性格，其特征之一就是决断能力。蒙哥马利在《通向领导之路》一书中描写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下定义：“他无情地除去那些无能的将军，而提拔年轻的军官。他认为才能比资历更可能赢得胜利。他保证他的士兵的士气和忠诚不因装备低劣、饥饿或薪金不足而受到影响。”蒙哥马利在童年时期就养成了独立的观念，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他性格坚强，并且坚持认为：“大多数军事问题都只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
蒙哥马利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他的才能。我曾经和许多高级军官（他们并非全是蒙哥马利的崇拜者）谈过话，他的战友们反复强调的是：蒙哥马利具有一种特殊才能，他能把深奥的军事问题归结为通俗易懂的基本要点。对一个经常被认为不善于表达自己和质朴无华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本领。如果说简化意味着把混乱的东西变为清晰而全面的话，那么这种简化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本领。蒙哥马利是善于简化的，他童年时期的遭遇无疑有助于他获得这种技能，使他获得自信……而自信则是约翰逊博士所说的“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蒙哥马利的出身也给作为军人的他带来了另一种极其珍贵的素质：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实际上，蒙哥马利家族是在1066年从诺曼底的法莱斯迁到英国来的（1945年，蒙哥马利在法莱斯隘口的战斗中消灭德国人是很合适的；而在圣福瓦一德蒙哥马利这个法国村庄里，他的对手是隆美尔，后者于1944年7月17日因遭到一架英国战斗机袭击而受伤）。17世纪，蒙哥马利家族在北爱尔兰安家立业。1773年，在伦敦德里经商发财的塞缪尔·蒙哥马利在福伊尔湖畔购置了一千英亩土地，并在那里盖了一所叫“新公园”的住宅。蒙哥马利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他的祖父罗伯特曾到印度追求过功名利禄，在“叛乱”期间当过印度一个省的副总督，并由于工作出色而被封为爵士。蒙哥马利的父亲——未来的塔斯马尼亚大主教，就是在印度的坎普尔诞生的。这位大主教的某次谈论很适用于他的儿子。有一次，他这样说道：“我是在非常艰苦的折磨人的环境里长大的。但总的说来，这种艰苦生活却给了我很大好处。”
然而，蒙哥马利的祖先是爱尔兰人。这就让我们想起了爱尔兰人民对英军历史所作的令人惊奇的、十分突出的贡献。这不仅是几个著名兵团（如康诺特巡逻骑兵团、因尼斯基林团、皇家爱尔兰隧发枪团、北爱尔兰步兵团等）的问题，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家族与爱尔兰有关系的高级军官，在英帝国的正规军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人数很多，这里只要提一下亚历山大、弗伦奇、高夫、艾伦比这样几个名字就够了（更不用说威灵顿了）。在这一系列人物中，蒙哥马利是最可尊敬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