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极端看不起高级司令部人员不与前线士兵接触的现象。虽然他实际参加战斗的生活在1914年就结束了，但他所从事的参谋工作的性质，却使他对战壕的泥潭比对总司令部的漂亮大厦更为接近。在这方面，他是很坦率的。他这样写道：“当时，将军们和士兵们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我从未见到过英军总司令，不论是弗伦奇还是黑格，而集团军司令也仅见过两次。当时，高级参谋人员都不同团部军官和部队接触。”蒙哥马利认为，仅从提高士气这个角度来考虑，这种现象也是很有害的。因此，当他后来成为集团军司令的时候，他的习惯做法是尽可能让部队官兵多看见他，而且前线部队也常常能够见到他手下佩戴红带的将军们。说实在的，不论是在第8集团军的时候，还是在欧洲的时候，在他的部队中都没有出现过“信任鸿沟”，而在1914—1918年战争中，这种鸿沟却十分令人痛心地存在于前线与后方司令部之间。当然，官兵关系的密切肯定不应当完全归功于蒙哥马利，它是一种广泛现象。但是蒙哥马利通过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的说教以及他本身在战争时期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趋势。他这样做，是继续保持他青年时期的见解。
除了当教官的时期以及为陆军部编写一本新的《步兵训练教范》的一段短暂时间外，蒙哥马利从1918年起到1939年止都与部队保持着直接接触，他的经验是如此的丰富多样，当战争再次爆发的时候，像他那样具有如此渊博而透彻的知识的正规军军官实在是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他的某些经验的确是很实用的。例如，蒙哥马利从参谋学院毕业后，又以旅参谋长的身份被派到驻科克的第17步兵旅工作。当时是南爱尔兰新芬党叛乱的最黑暗时期，正如艾伦·穆尔黑德所说的，“屠杀战役”在市镇的偏僻潮湿的街道上进行着。科克旅至少有九个营，蒙哥马利的责任很艰巨。但他是北方的新教徒，至少没有忠诚方面的压力，所以他就以一种基本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了那些令人讨厌的治安和压制问题。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军事任务。在蒙哥马利的军旅生涯中，这个插曲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蒙哥马利在1938年对半个暴乱的巴勒斯坦实施军事管制提供了难以估量的现实背景情况。
蒙哥马利的行为准则简单而有力。正如他的所有原则一样，他的行为准则也是只有在加以应用时才有意义。它是拿破仑关于他需要幸运将军宣言的翻版。拿破仑的那个宣言的含意是：一个交上好运的将军，如果不能利用他的好运，将是一个无用的将军。而蒙哥马利的行为准则则是：“在生活的某些时刻，每个人都会碰到机会。有些人未能意识到这种机会的全部意义因而错过了时机；另一些人则机警热情，用双手紧紧抓住它，并充分加以利用。这些人勃勃野心，也是每一个称职的人应有的品质。”蒙哥马利是有雄心的，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所担负的各种职务，给他提供了考验他雄心的许多机会。其中一些机会我们已经在上面着重提到了，而他对所有其他机会也都十分恰当地加以利用。蒙哥马利毫无疑问是机警的、热情的。
例如，在爱尔兰的任务完成以后，他到驻普利茅斯的第3师短期任职。（事情很凑巧，他后来指挥了该师的一个旅，而在1939年又率领着整个师开赴法国。）他的旅长是一个完全符合他的心意的人。他的名字叫霍朗德。他们具有相同的信仰和观念。在霍朗德的领导下，蒙哥马利学到了谦恭的重要教训。他对谦恭下了如下的定义：“要求士兵遵守的纪律必须变成军官的忠诚。”霍朗德很赏识蒙哥马利的才能，放手让他去干。艾伦·穆尔黑德这样评论道：“虽然计划是将军制订和支持的，但作为将军的副职的旅参谋长蒙哥马利实际上控制着一切。发布命令的是蒙哥马利，经常在司令部里打电话的是蒙哥马利，为新的训练方案和计划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也是蒙哥马利。”这是他到参谋学院当教官以前的一次极好的实践准备。“在他看来，这是他首次为下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开始试验一种新的训练军队的理论。”
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当了几年教官后，又回到了驻扎在环境宜人的沃金的原来的团。机会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他立即加以利用。1930年，他被任命为负责重新编写陆军步兵训练教范委员会的秘书。“到这个组里去，然后掌握它”，这是蒙哥马利当时所采取的原则。作为该委员会的秘书，他扩大了他的职能，并要求按他的想法来编写教范。这不仅遭到了该委员会的激烈反对，也遭到了陆军部的激烈反对。但蒙哥马利却说道：“我不能接受他们对我的步兵作战理论所作的许多修改。我们逐章研讨了这本教范。接着我建议解散这个委员会，由我独自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