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采取措施除掉了他认为“朽木”的那些人，并以晋升或从英国调进的手段引进了一些年富力强的人。他从英国调奥利夫·利斯来接管北面的第30军，调霍罗克斯来接管南面的第13军，调柯克曼准将任炮兵指挥官（他认为柯克曼是英国陆军中最优秀的炮兵军官）。他本来还打算把迈尔斯·登普西调来指挥计划成立的新装甲军，但亚历山大劝导他说，一下子调来三个新军长未免太过分了，这样他才放弃更好的选择而让拉姆斯登这个曾经指挥过第一装甲师的沙漠战老手来当新装甲军军长。但这一切绝不是毫无目的的清洗。历史记录表明，总的说来，蒙哥马利是一个精于选拔部属的人。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一个集团军的参谋机构恐怕都不能同蒙哥马利的媲美。蒙哥马利与他的前任不同之处在于，当情况需要时，他能够做到极端无情。在他到达沙漠后的第三天，他去看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相识伯纳德·弗赖伯格（新西兰第2师师长）。他们两人单独在沙漠上散了一会儿步。蒙哥马利向弗赖伯格概述了他的方针。弗赖伯格讥讽地说道：“和你在这里散步的可是一个‘厚道人’呀。”但厚道并不是蒙哥马利的准则。
蒙哥马利的自我宣扬和一些人的被解职对第8集团军产生了普遍的、积极的影响。由于这种自我宣扬，蒙哥马利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经常受到批评；他撤了一些人的职，有时也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这是第8集团军必须服的一剂药，这样做，从效果来看是正确的。当时，我是一个新到第8集团军的人，我立即就感觉到了一种难以确切表达的气氛变化。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由一个不习惯于吹捧将军的外号叫“波普斯基”的人提出来的，此人就是优异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拉基米尔·佩尼亚科夫中校，他曾经建立了自己的“秘密部队”，长期在敌人战线后方活动。“波普斯基”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在侦察部队里我遇见了麦克马斯特斯，他以前在利比亚阿拉伯军队中是我属下的连军士长，而现在则是轻骑兵团的团军士长，是一个已当了十五年兵的头脑异常顽固的常备兵。他自然认为他的那伙军士长们就代表着英国军队，他当然会蔑视所有的军官。”麦克马斯特斯曾生动地描述了蒙哥马利有一次视察他的团的情况：“他先找军官谈话，然后又找军士谈话。他什么都向我们讲，他的战斗计划是怎样的，他要这个团做些什么，他要我做些什么。我们一定会做到的，阁下。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波普斯基”评论说：“我认为，一个有勇气把一些准将从集团军的参谋机构里解职的将军，一个知道怎样在军士长的心中激发起热烈的献身精神的将军，是不难打败隆美尔的，或者说，是不难赢得战争的胜利的。”
在8月13日那次从亚历山大港外的十字路口往西的旅程中，蒙哥马利找到了他的新指挥系统中的关键人物。他敏锐地打量了德·甘冈后，便决定让后者做他的参谋长。他迅速地作出了这一决定。那天傍晚，在他的帐篷外召开的会议上，他向参谋机构的其他人员宣布，德·甘冈发布的任何命令都必须像集团军司令直接发布的命令一样予以接受，并且毫不迟疑地服从。蒙哥马利把很大的权力交给了德·甘冈。第二天早晨，当一个军官把蒙哥马利唤醒，交给他一份情况报告时，他再次明确了德·甘冈的职权。那个军官之所以来叫醒蒙哥马利是由于奥金莱克总是早晨醒来就阅读当天的“情况报告”。蒙哥马利告诉那个军官说，他不是奥金莱克，如果有什么事出了问题，参谋长会向他报告的。蒙哥马利的直觉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这两个在性格的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人之间的合作，直到战争结束都很密切。下面我们将看到，蒙哥马利有时由于做了蠢事、判断错误或感觉迟钝而陷入了圈套，德·甘冈曾不止一次地把他救了出来。
德·甘冈的任命是蒙哥马利不断寻求直接明了的办事方法的结果。蒙哥马利相信每个问题都有其实质，如果你能看透问题的实质，解决起来就不会有困难。他总是谋求用锋利得像激光束那样的智力来彻底查清问题的实质。一旦发现了问题的实质，他就能用干净利落、十分简单的言词向自己和向别人说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讲话和文告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些陈词滥调的部分原因。在这些讲话和文告中，他总结了他的智力探索的结果，但是他很少表达探索过程中的痛苦。他总是传达已经确定的东西。一旦他找到了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便抛掉一切怀疑。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勇气十足地、毫不气馁地指挥一次会战直至结束的部分原因。由于心中有数而满怀信心，他就能够在阿莱曼战役中把激烈的较量坚持下去。他知道必须在那里打败隆美尔，而如果他能打赢这一仗，那么，其余战斗（他心中想着在地中海另一端的“火炬”登陆作战）“就不在话下了”。类似的坚定信念使他能够在诺曼底坚持他的“霸王计划”，而不理会那些愤世嫉俗者、半信半疑者或持批评态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