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艾森豪威尔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行使职权。当时的形势正如切斯特·威尔莫特所扼要说明的那样，“3月底以前，雅尔塔协议中用以检验行动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已被俄国人所违反或置之不顾”。在3月份的后两周内，由于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指控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与德国人进行预备性谈判，可能导致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上投降。试图从俄国人背后插一刀，所以罗斯福一直忙于同斯大林进行频繁的书信来往。丘吉尔就俄国人的问题打电报给罗斯福：“如果让他们认为我们怕他们，或者会被吓得屈服，那么，对于未来同他们的关系我真感到失望，其他方面更是如此。”但是，艾森豪威尔对“大同盟”如此迅速致命地走向崩溃这件事却毫无所知。他从罗斯福或马歇尔那里没有接到任何政治性指示。按照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艾森豪威尔只是战场上的司令官，他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军事上的对敌胜利。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他就是按这一准则看待自己的职责的。如果他的军事决断受到出于政治原因的批判，那么，应该是他的上司而不是他要对此负责。
其次，不要忘记，当初制定从北面进行主要进攻的战略计划时，俄国人距柏林尚远。不过，他们的早春攻势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向西推进。西方盟军还在距德国首都200英里以外的地方，而朱可夫已出现在奥得河上，离德国的心脏不到40英里，与此同时，俄国其他强大的兵团正在他的两翼齐头并进。俄国人向柏林的推进后来是停下来了，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当时比英军、美军所处的地位优越，只要愿意，他们随时可以夺取柏林。此外，由于东、西方盟国的战线逐渐向一点会聚，因而可能发生意外冲突，导致不幸事件，这种危险也时时缠绕着艾森豪威尔。
再次，被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将艾森豪威尔的判断引入了歧途。这就是著名的所谓“民族堡垒”的神话。从许多渠道收集来的证据似乎表明，当时德国人打算在贝希特斯加登周围的山地要塞中进行最后的拼死抵抗。3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敌情摘要》明白地写道：“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动向看来是为了守卫阿尔卑斯山地区。”否则，如何解释德军统帅部在柏林处于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反而把第6装甲集团军这唯一的重要后备力量从阿登地区调往多瑙河地区呢？为什么“相当数量的党卫军和精锐部队”有计划地撤往奥地利呢？为什么“纳粹政权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和人物”已经在“堡垒”地区安顿下来了呢？还有许多不祥的说法，如说什么德国人还有更秘密的武器，有许多能容下军火工厂的大山洞，还准备成立一支由受过游击战专门训练的青年人组成的地下军，等等。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就像《英国官史》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通过对我们手头现有的德国当时的材料进行分析，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民族堡垒’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作战人员的想象。”但在当时，艾森豪威尔觉得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性也是很自然的。而且，艾森豪威尔收到蒙哥马利3月27日电报的同一天，他在兰斯的办公室收到了马歇尔的一封信。这封信也要求艾森豪威尔注意“防止（敌人）形成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区，南方的崇山峻岭地区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区之一”。因此，马歇尔征求艾森豪威尔关于“把美军迅速推向纽伦堡—林茨或卡尔斯鲁厄—慕尼黑一线”的意见。这封来自他所尊敬的上级的信必然对他的思想变化起了某种催化作用。不论如何，3月28日的下午和晚上，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三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异乎寻常，是致斯大林个人的。电报发往盟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要求使团将电报转交给斯大林，并要求得到一个正式回答。因为，“为了尽快取得胜利，对我来说，了解俄国人的计划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以前，艾森豪威尔同斯大林从未有过直接联系，而在这第一次联系时，他竟毫无戒备地向这位元帅泄露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即包围鲁尔，然后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与俄国人会师，如果可能的话，再往南一点在雷根斯堡—林茨附近（“从而防止德国人在德国南部的‘堡垒’中进一步顽抗”）会师。为了防止出现任何混乱，他要求协调盟军与俄国人的行动，因而要求了解情况。第二封电报向马歇尔报告了自己的行动与决心。第三封电报发给蒙哥马利。但没有给伦敦去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