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佛陀并不是只把苦行者作为信徒。他知道，如果他只注意造就别的佛陀，他将对人类没有任何帮助。此外，根据佛教的某些经典记载，在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之后五百年，才又出现有另一个佛陀。这种预见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事实上，在佛陀和基督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显出像他们那样神圣，有他们那样刚强的毅力，像他们那样面对物质利益毫不动心。”
“同样，被称之为大慈大悲的佛陀致力于改善人类，以便减轻他们的‘揭磨’，也就是说，使人们变得温和，不那么残酷，使那些还不能自我解脱的人更好地生活。
“佛祖不遗余力地教导各种出身的人，要他们避免做出有害于社会、家庭、朋友或他们本人的事。为此，他以讲道理的方式，编成了一些简单的格言，并处处为了帮助所有的人或某一个人着想。例如，他激励国王们要关心人民的幸福胜于关心他们自己的娱乐。他告诫大商人们不要过于追求金钱，任何人都要公平，对穷人要多行善。要大地主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他们和农奴们一样被虐待，他们自己是否也会感到痛苦呢？要拦路抢劫的强盗们考虑一下，他们称之为‘同其它职业一样’的行当是不是荒唐事。根据经文说，某些既是强盗又是杀人凶手受到真福者的教训，将成为最高的觉者或真正的圣人。
佛陀布道时都宣传说，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要积大德，就要全面行善，特别是要善良、节欲、真诚、温和、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平等待人、善恶分明。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佛教当作我国的国教，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才借鉴于此，‘人不是生下来就成为贱民或婆罗门的。人之所以成为贱民或婆罗门是根据他的行为而决定的’。佛陀的话多么令人赞佩！他的话正是我们民主政体的基础。”
“请允许我向读者们引用亚历山大·达维德·尼尔夫人所著的题为《佛教》这部杰作中的一些耐人寻味，而且使人受到教益的句子。”
“首先让我们来破除一个神话：这就是所谓佛教是怠惰、迟钝和懒散的孽生地。对于这个问题，达维德·尼尔夫人写道：‘对于佛陀，西方作家们往往以十分蔑视的笔法来描绘他，说他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幻想家，一个风雅的虚无主义者，而我们却把他当成一个传奇式人物，而在佛教传说中却未谈及这种人物。这位觉者为了宣讲他的教义，整整花费了五十个春秋，到八十多岁的时候，在去给新听众布道时，跌倒在半路上，以身殉教。人们时常想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根本就不是那种失去魅力的软弱者’”。
“多少次，我们没有接受外国人把我国人民的所谓的‘怠情和懒散’的责任强加在佛教上面。今天，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对‘朝气蓬勃的西哈努克的不大高棉化和佛教化’感到惊奇。然而，简单地来讲，他们忘记了考查高棉人的历史，也忘记了认真地研究佛教史。渣耶瓦尔曼七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位既不蔑视烧香诵经也不轻视和尚还俗的国王，率领着被人们视为他的‘顺民’们大兴土木，除了建造许多著名的佛殿和亭台楼阁等宏伟的建筑物以外，还修筑了数千公里长的公路和灌溉渠道，而且还修建了几百所医院。”
“我们的人民社会同盟引用佛教的渊源和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伟大的先王们所建立的传统，来唤起我国人民，鼓励他们投入紧张的、持续的国家建设运动中去。”
“达维德·尼尔夫人还肯定道：‘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这些基本原则来看，佛教是一所学校，它培养战士们同艰苦作斗争时，应具备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可动摇的恒心、英勇果敢的精神’。”
“‘战士们，战士们！我们这样地称呼自己。我们为高尚的道德、高度的意志和崇高的情操而战斗。因此，我们把自己叫做战士！’”
“把佛教的教义应用于我们的国家政策方面，就能为我们培养出为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而战的可靠的、得力的战士。对内，他们能为反对社会上落后的不公正的状态，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在和睦和友爱气氛中过着幸福和愉快的生活而斗争；对外，他们能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真诚合作、共同繁荣、共同幸福，为捍卫我们的自由和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独立而斗争。”
“佛教清楚地申明，它与怠惰和迟钝为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吧！莫让怠惰在你们心里占领阵地’。‘一个真正的信徒应能弃绝过度紧张和怠惰，从懒散的倦怠中解脱出来。他们追求着聪明而机智的学识，以洗濯他们心中的一切怠惰和懒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