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她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人谦虚，举止稳重，很有教养，聪明伶俐，再加上高雅的性格，使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频繁出国活动的政治家，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为有这样最理想的妻子在身边而感到自豪。她对我，不说是顺从的话，也是我一位循规蹈矩的妻子。她所到之处，即使是共产党国家也一样，都得到上至高级领导人，下至地位低微的人的赞美，菲律宾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巴加在为欢迎我而发表的正式讲话中，毫不掩饰而“卡西蒂利亚”风流式地说，我妻子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漂亮和最难抵抗的女人，她给柬埔寨带来了荣誉。
可悲的是，这个最幸福的一年却以一件最不幸的事结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悲痛地失去了爱女甘塔·帕花，一个娇美、温柔、最令她父亲喜爱的四岁女孩。这是我前一年已同她分居的蓬姗莫尼公主所生的女儿。
我那可爱的小女的名字，按巴利文是“娇媚的鲜花”的意思。她患了可怕的白血病，仅一周的时间就被夺去了生命。她刚发病的时候，宫廷御医和王族的朋友里什医学博士只以为是高热病。然而，甘塔·帕花的体温上升得很快，高达四十到四十一度，接着，几乎升到水银柱的顶端，已接近四十二度。临死前，她非常痛苦，因为人家给她注射了大量的非常疼痛的盘尼西林。虽然这种办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对付这种可怕疾病的唯一方法了。她因为不能进食，眼看着很快消瘦下去，给她注射时，在她那骨瘦如柴的胳臂和腿上都很难找到进针的地方。在接近失去知觉的时候，她微弱地呻吟着，并重复地说：“太痛啦！”
她得病之前，是女孩子中最活泼的一个。她的保姆是个信天主教的越南妇女。这位保姆教她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越语，每个星期天还带她去做礼拜，并教她背诵儿童教礼。在佛教斋日的时候，我也带她到寺庙去。她还没有入学，只会说几句法语。而且经常说错句。有一天，我对她说；“阿梅（这是她在家里的小名），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很乖的小妞。”她回答说；“不，爸爸！你才是一个很乖的小妞呢。”我的表妹诺丽亚特别喜欢她，一次，诺丽亚问她：“孩子，你长大以后要嫁给谁，是文官，还是军官呀？”甘塔·帕花并不知什么是嫁人，只以为这是喜欢的意思，所以她很天真地回答说：“我要嫁给爸爸，还要嫁给姑姑。”她的声音很好听。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听到她用高棉语或越南语轻声地唱歌。
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没有听到她的歌声，我便走到她的房间里，见她躺在床上，脸色非常苍白。她痛苦地说：“爸爸，我病了。”这就是她在意识清醒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她陷入了昏迷状态。那天晚上，刮了一整宿的凛冽北风。后来，我给我心爱的孩子举行了王后级的葬礼。失去了她，对我来说，至今还是难以安慰的痛苦。我那时哭我的小女儿，竟被那些崇拜山玉成和“民主党”的中学生印成传单：“人世间有内在的正义，西哈努克践踏民主和民族独立应受到惩处。”
第31章29王家独立十字军
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致高棉人民的信中，我郑重承诺至多用三年的时间，即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他们仍然占有的妨碍我国对内外行使主权的最后几个权限，实现我国完全独立。
在宾努首相的帮助下，准备好同法国进行谈判的所有必要的文件以后，我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去法国。我的总部设在离嘎纳不远的拉纳普勒。三月五日，我从拉纳普勒写了一封长信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先生，要求他归还我国的主权。信中还附上了两个照会：一个是“关于不安全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军事、司法、财政和经济问题。”
但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收到复信。鉴于柬埔寨形势不断恶化，我又给奥里奥尔总统写了第二封信。我在信中主要说：“军事问题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哪怕拖延一点时间，都可能使王家军队有生力量的瓦解，而这种情况正在以令人担心的速度蔓延。实际上，在柬埔寨并没有人知道我为了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而离开王国，因为我不愿意使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为难，也不愿暴露我的意图，使人怀疑我正在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有一些高棉人还以为，当我们的战士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时候，我却在科特达祖尔游山玩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