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共和国总统三月十九日的复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他已经仔细地阅读了我的两封信，并很快就把这两封信转给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对此将予以“尽快地仔细地研究”。三月二十五日，奥里奥尔先生请我在爱丽舍宫进午餐，他向我保证他对“友谊的忠诚”。但是我同他的交谈并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
后来，我把我的总部迁移到枫丹白露，并向法国政府递交了几份备忘录。因为我相信法国领导人最终会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所以我让宾努先生到巴黎来。同时，我把办公室搬到克里荣饭店。
我曾同法国联邦成员国联络部部长勒图尔努先生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会见。他对我说，我的一切交涉都是“不合时宜”的。他还说，消除我信中提出的那些困难，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这位部长接着说：“你的臣民们，对你唯命是从，因此，只有你才能使他们懂得情理。”我回答他说，只有在我光明正大地为民族利益服务的时候，我的臣民们才会服从于我。在目前的情况下，和法、柬结盟一样，柬埔寨的民族利益就是迅速和彻底地扩大柬埔寨独立的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知道没有必要等待法国政府再次愿意讨论我们的问题。因此，我决定在国际上，为在我国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的愿望，发动一个宣传运动。我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可能愿意为我们说情。
勒图尔努先生得知我将要经过加拿大去美国的消息后，会见了柬埔寨驻巴黎的高级专员莫尼勒亲王，企图了解我去“美国的意图”。我舅父对部长说，对此他一无所知。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勒图尔努先生请莫尼勒亲王转达他的祝愿，祝我一路平安。他还劝告我要“谨慎”行事，并明确地指出这将冒着丢掉王冠的风险。我对他的祝愿和劝告表示了谢意。
到了蒙特利尔后，我觉察到加拿大（起码是魁北克省），对既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又要为独立不断进行斗争的印度支那人民也很感兴趣。在这个法文意为“国王之山”的美丽城市里，我要求新闻界注意既关系到法国又关系到我国的双重性的问题。在印度支那，法国是自由世界的代表。所谓自由世界，就是既反对共产主义，又要满足人民要求独立的需求。
我通过加拿大电台播出了我的声音。在回答“柬埔寨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我说，当前柬埔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安全。这个问题沉重地压在我们民族头上，也使我们国家的活动处于瘫痪。我承认，由于共产主义的越盟和高棉伊沙拉克的活动，不安全的因素不断增加。而越盟和高棉伊沙拉克越是高举独立和解放的旗帜，他们对群众的宣传就越能收到效果。我还指出，最重要的是，用以保护我国人民利益的军事力量，还有启发全体柬埔寨人民觉悟的政治力量，既能唤起全国人民为保卫独立而去进行斗争，又能让全国人民知道敌人的宣传完全是欺骗。
有人还问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问题是否同在越南一样严重？”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我国不那么严重，由于我国的文化、宗教、传统以及每一个农民都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实际情况所决定，我国人民没有给共产主义宣传以许多可乘之机。但是，我又补充了一句：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在美国，我没有得到他们政府的什么支持，但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新闻界，却为我在报纸上进行了宣传。
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对我并不隐瞒他们政府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杜勒斯先生认为，法国应该尽早地给它过去的“保护国”以独立；另一方面，他对印度支那人民取得独立以后，有能力使共产主义遭受失败，并以民族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持异议。美国外交界的头目向我声明，他的同胞们始终赞成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也非常理解我们的正义要求。他向我许诺说，一旦共产主义使柬埔寨受到分裂的威胁时，美国将竭尽全力让法国归还柬埔寨全部主权。但杜勒斯先生又补充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战争的紧急关头，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高棉与法国的分歧只能使共产党得利。目前，柬埔寨不可能代替法国，在军事上更是如此。杜勒斯先生的结论是：“没有法国司令部及其军队的帮助，你们的国家很快就会被赤色分子所征服，而你们的独立也就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