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努力，不久以后山玉成就接到了撤销对他的软禁的通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陛下，今天我得到了法国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的通知，他们已决定撤销对我的软禁，并允许我可以在法国自由活动。我荣幸地向陛下表示，我保证对陛下忠诚，并对您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您为我和那些忠诚地老老实实地为王国和陛下效力的人的利益，同法国当局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山玉成请求我出面干预，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同时，他又一次向我保证，他将对我“忠贞不二”。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山玉成获释，并在他朋友们的欢呼声中回到了柬埔寨。就在这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陛下，由于您的不断干预，经过六年流亡之后，我今天才能回到故土。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我向陛下致以崇高的敬礼，并借此向陛下表示我对您的忠贞和谢意，以及我要为祖国献身的决心。”
王国政府本想根据他的能力和学识，给这位前首相一个部长职务。但是，有点忘乎所以的山玉成，似乎不愿意接受政府中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职务。回国后不久，他就去“丛林”进行所谓的“抵抗运动”去了。
马丁·弗·墨尔兹在他写的《柬埔寨简史》中编造说，我恨不得以牺牲山玉成来讨好法国人，以换取完全独立。因此，山玉成才派遣他的“部队”去法国占领的地区，拿起武器同法国人进行斗争。其实，山玉成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而是到暹粒、磅同、马德望自治地区去进行所谓的“抵抗运动”。而这些地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法国军队司令部就已把指挥权移交给了我，那里已经没有法国的一兵一卒。所以，他的“抵抗运动”不外乎是对诺罗敦·西哈努克进行谴责和辱骂的广播宣传战。
山玉成的部下躲在远离法国人的自治地区，谨慎地进行军事活动……。姜沙烈、高达和温洪在马德望省采取行动，抢掠和杀害自己的同胞……。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行为。其用意在于向法国人证明，我没能实现维护独立地区安全的诺言，促使他们不要把其他省份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我。
目前，山玉成正在国外避难。我要指出的是，他流亡到国外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反对他返回柬埔寨。
第29章27解散“民主党”的议会
经过一年零几个月的平静之后，我在一九五一年决定重建议会制并进行普选。但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同样的后果。新的国民议会无论在人员的组成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与一九四九年解散的国民议会惟妙惟肖，犹如孪生姊妹一般。
新任首相辉根托先生，原来是一所中学的教员，“民主党”党员。十五年前，他曾是我取得小学毕业文凭的主考官。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与我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他老实地对我说，投他们党赞成票的选民，起码有一半是在听了我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之后才做出决定的。即我在普选前的一次讲话，我说我想重建民主制度。子民们听了我这个讲话以后，以为我是拥护“民主党”的，所以才投了他们的赞成票。
严森波是“民主党”的反对派，而且是一个新党的领导人。他在我父母面前哀叹说，他领导的“保皇”运动，可能是因为悲剧命运的嘲弄，也可能由于国王的讲话的缘故，才使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
我舅父莫尼勒创办的《野牛》对自相诽谤的“民主党”进行了讽刺，把我们的政客们比作争吃主人（国王）残羹剩饭的饿狗。
一九五一年当选的议员们继续执行他们一九四九年制定的政策，助长了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国防大臣宋云西先生（巴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按照他在议会中的朋友们的指示，从法国提供给我用于保卫我所管辖的自治地区的医药和武器弹药中扣下一部分，秘密运送给山玉成及其“游击战士”。当然，这位大臣对我没有讲过这件事，因为这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但是，我在自治地区视察时，许多诚实的军官向我揭露了这个令人不能接受的“扣留”，因为它使我们那些还被不安定因素所笼罩和被疟疾所袭扰的地区的战士们得不到最迫切需要的补给。同时，大家已看到一种反常的情况。例如，在暹粒省北部的芝罗年翁、三隆的宗卡县以及靠近泰国的马德望省的波列内波列县等地，山玉成的部队装备着法国的新枪，而且弹药充足。尽管是在疟疾流行地区，他们像有魔法保护似的，个个身强力壮。而那里的王家部队战士，所装备的却是旧枪，配备着过期的弹药。而且，由于没有奎宁抵御疟疾的侵扰，战士们个个是弱不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