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九日，我在纽约会见了《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詹姆斯。詹姆斯写的文章在美国和全世界舆论界中起到了一颗炸弹的作用。我的同胞们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的侨民一样，都赞同詹姆斯写的文章。
下面，我谨摘录这篇文章几段话：“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危险。在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柬埔寨国王声明，要求完全独立是有根据的，这就是法兰西联邦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应享有像英联邦内的巴基斯坦和印度那样的独立。柬埔寨君主提醒说，当他签署把柬埔寨与法国联系在一起的若干协定时，他就对他的人民说一定能争取到真正的独立。‘我是我国加入法兰西联邦的唯一有责任的人’。他又补充说，如果人民不能得到我答应给他们的东西，‘我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出，法柬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法国人坚持要把大部分柬埔寨军队置于法国人指挥之下，以及限制柬埔寨的司法和经济方面的主权。国王说，‘柬埔寨的司法机关管不了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我们的警察也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他们在经济上束缚住了我们的手脚。我们不能自由进口，也不能自由出口’”。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把争论又拓宽到了老挝问题，并对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提出了批评。社论写道“对老挝的入侵引起了一些怀疑。为什么越盟愿意到远离他的根据地的地方去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老挝人并不是从心里愿意进行抵抗。长期以来，人们多次听到这种说法：‘为什么我们要自相残杀来维持法国的政治控制呢？’应该排除从我们开始向印度支那提供美国援助那一天起就欺骗我国政治领导人的这个虚伪的希望。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了解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尽管华盛顿当局对我并不支持，但在新闻界的协助下，我得到了美国舆论界的支持，起码是得到了他们的同情。
当然，法国政府对我极为不满，但他们也已开始认识到，过去他们低估了我的好斗性格。几个月之后，我向法国政府提出了改变对我的态度的理由。
第32章30既不是暴君也不是花花公子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我曾花费了很多时间，同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就所谓我过着“花花公子”生活的问题进行辩论。一九七五年，我在巴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那时我已经五十三岁了，而且还是红色高棉的国家元首），有一位记者问我：“殿下，您仍然还是个花花公子吗？”怎样才能使这些好奇的人们明白过来呢？因为这些人普遍接受并甘当旧“观念”的俘虏。漂亮的妻子、考究的佳肴、电影、音乐、名牌汽车对人们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同时，人们也要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平和进步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我无需同过去的法国君主们相比较。在他们中间，除极少数人之外，不仅是建立和保卫法国的英雄，而且还是美德的典范。如果回顾一下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和国务部长，就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爱情生活比我们更为活跃。比如我已故的朋友苏加诺总统，他是印度尼西亚独立的真正英雄、不结盟国家的伟大领导者，然而在他的一生中有无数的艳事，而且是尽情享受。
不管怎么说，如果要把我的名字同那些不怀好意的廷臣和朗诺的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的话，那我宁愿背上“花花公子”和“暴君”的名声。我六十年代的一些法国朋友企图把我说成未定型的红色高棉分子，但同时又说，我曾残酷地追捕和消灭红色高棉和其他反对者。在一九七○年三月朗诺发动政变之后不久，他们中的一位还说，我指使人在金边桑园宫寓所附近秘密地屠杀或活埋了“历史的”革命头子们，其中特别提到了乔森潘、胡荣和符宁。然而，乔森潘现在还担任着“民主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至于胡荣和符宁都曾是他们的部长。我承认我可能犯的“罪行”，但不能承认那些虚构的罪行。
老实说，在六十年代，在同红色高棉和山玉成的自由高棉两方面的斗争中，我拒绝赦免一小撮手持武器或同外国势力勾结、企图通过破坏活动或举行暴动来推翻我们国家制度的自由高棉的叛国头子。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判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