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法国新任驻柬埔寨专员戴雷蒙的陪同下，乘飞机回金边。临行之前，我匆匆参观了法国的几个最漂亮的宗教建筑：兰斯大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科尔马圣马丁教堂。我赞赏这些宗教建筑就像赞美我们最可爱的吴哥古都一样：这些建筑都带有神奇的色彩。由于事先听到有人怀疑说我在这个神圣地区的停留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美味佳肴，我只好匆忙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转了一圈。
如果参阅一下一九五八年发表在《柬埔寨现实》周刊上的文章，大家就可以在最后一章中找到我多次坚决地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释放山玉成的原因。
那时山玉成正在法国流亡。西贡军事法庭曾经判处山玉成劳役二十年和流放国外二十年，但我要求法国政府把他引渡到法国，减刑为软禁在圣保罗德旺斯一座美丽的别墅里。由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时是我的首相，而且他又是我家长辈们（苏他罗和苏拉玛里特）的朋友，便借鉴订一九四九年条约之机，要求法国对他实行大赦并让他回柬埔寨。
为了交涉此事，我整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法国却一直迟迟没有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们担心山玉成回到柬埔寨以后会给法国，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即使在他向我保证“效忠”和“感激”时，我对这位死不改悔的阴谋家和叛乱集团的头头也没有抱过任何幻想。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他，应该给他有重新报效国家的机会。直到现在，尽管山玉成对我国和我本人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也从不后悔。由于柬埔寨国王的干预，山玉成有幸被法国释放。他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回到了柬埔寨，但他的仇恨心和他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他对祖国的热爱……。
当山玉成还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时，就已经是诺罗敦家的一位常客。在保护制时期，在许多高棉人的眼里，诺罗敦家族是彻底“民族主义”的象征，是殖民制度的一个“抵抗者”。正因为他是“我家的朋友”，所以我对他的被捕和流放感到过意不去。也正因为如此，我便尽一切努力，设法让他能返回柬埔寨，恢复他的自由。为了使他获释！改变他的命运，我多次向法国当局进行了口头和书面的交涉。我想，只要从我的那些信中拿出三封来看看，就可以雄辩地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一封信中说道“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先生：我荣幸地再次提请您对前首相山玉成的处境予以关注，并请求您要求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向法国政府进行交涉，以便彻底撤销对这个柬埔寨人的判决。当时法国政府已同意停止对山玉成的软禁。此人回柬埔寨问题在当时也提了出来……。山玉成先生也向外界表示，如果能回到他的国家，他保证在一定的时期内或永远不参加政治活动。有了这样的条件，就应该放他回到柬埔寨。但我所渴望的并不是这么回事。柬埔寨王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最有能力的高棉贤达为之效力，我也深信山玉成在柬埔寨不会做出有损于法国利益的事情。我还认为，采取这样慷慨的措施，是法国和柬埔寨关系史上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行动。”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信写道“致负责同联邦成员国关系的部长。部长先生：……为了达到缓和的目的，我曾多次要求法国当局撤销判决。今年初，我又特地要求完全撤销对这个柬埔寨人（山玉成）的刑罚。我现在重申我的这一要求，同时也请求当局允许山玉成无条件地回到柬埔寨……。我相信（法国政府）对柬埔寨王国政府和对山玉成先生的这种信任的表示，一定会得到柬埔寨舆论的好评。我将非常感谢您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兼法兰西联邦主席的一封信中，我写道：“总统先生，我荣幸地请您关心柬埔寨人山玉成的情况。他已经得到了您的宽恕，但我还要请求您给他彻底减刑，并允许他返回柬埔寨。我最近从山玉成那里获悉，他保证对我效忠。他的保证使我相信，他回柬埔寨不但不会产生什么混乱，反而会再次证明最高法国当局是宽宏大度和言而有信的，这必将在我国引起极好的反响。”
山玉成对于我的救助经常表示感激之情。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陛下，我荣幸地向陛下表示我最深切的感谢，感谢您在生活上所给予的物质帮助，感谢您为使我获释并重返柬埔寨所做的持久的努力。我将忠于陛下，恳请陛下在我获释后，使我能重回柬埔寨同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我再也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