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权力的移交以使柬埔寨内部主权具体化的问题，我将尽力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形成和达成协议；
3、由于最近已在暹粒省和磅同省成立了国王陛下直接管辖的和平自治区域，法国武装力量和混合部队的活动地区已开始缩小。达春及其所部的归顺是一个胜利，待高棉王国部队有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就可以考虑扩大这个和平自治区域……对于那些已归顺了的或将要归顺的敌对分子，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戴雷蒙先生在写给王国政府的信中，已表示对这些人要采取宽大措施。至于我本人，我准备赞成您给我转来的有关实行大赦的建议；
4、……至于政治流亡者返回柬埔寨的问题，我已在十月二十二日给陛下的信中表示同意陛下所采取的绥靖政策。
一九五一年，《世界报》根据我在马德望省的讲话发表了一个材料说，“昨天，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声明说，印度是英联邦成员，但英国和印度是平等的，法国也应该给我们相同的地位”。柬埔寨国王特别指出：“柬埔寨和法国是通过一八六三年的条约才结合在一起的。要想废除这个条约，一定要同法国进行谈判，所以我们签订了一九四九年的条约。但是，签订这个条约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从法律上达到完全独立的手段。”
毫无疑问，对法国来说，我是一个顽固的对手，但我一直是光明正大的，我从来没有向他们掩盖过我的真实想法。
条约签字后，我便致力于加速这个条约的实施，以造福于我的国家。我们得到了许多大国的承认：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们已得到了三十五个主权国家的承认。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意大利、泰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在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大使馆。这样一来，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同法国的旧关系，但我们已经可以单独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可以通过许多国家驻华盛顿或曼谷大使馆直接同世界各国交往。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我们以全权代表身份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并与同盟国一起在“对日和约”上签了字。这就是说明，我国在国际上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我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高棉国王如何逐步从法国手中争取到军事方面的主权的。
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我就一直要求收回军事指挥和平定内部叛乱的权力。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写信给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表明了由我们自己负责恢复国内和平的意愿。我还在信中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求实现高棉军队及其司令部的自主，由我们自己来执行平定柬埔寨内部的任务，掌握着为此而进行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权力”。我们的目的“有效地解决王国内部的不安定的问题”。
我向法国朋友们指出，军事自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使柬埔寨的独立更具体化（因为军队是一个国家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也是“为了给平息暴乱的斗争以民族的特征”。而且，实现军事上自主就可以“消除我们的敌人可利用的各种误解”。再者，实现军事自主，还可以使大部分伊沙拉克叛乱分子归顺过来，因为“这些叛乱分子最终要作出抉择，要么服从于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政府，要么还是充当祖国的敌人，继续反对国王和王国政府。”
上述这些观点是合乎情理的，也是无可辩驳的。法国人只好接受了，并立即把暹粒、磅同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我，而且还希望我在这个棘手的地区做出个样子来证明我治理国家的能力。由于达春所部归顺了国王，这两个省分很快就平定下来了（达春拥有一个营的兵力，他们到处实行恐怖统治）。达春很会随机应变，利用我许下给归顺王室的伊沙拉克的头头们以高官厚禄的诺言，便决定反正。由于他的势力比较大，被授予“四条杠”的司令长官称号。
一九五一年，法国把马德望地区的指挥权也交给了我。这个地区乌和温叛乱集团都归顺了，只有越盟分子还在活动，但他们已变得很谨慎，不像法国占领时期那样进行造成大量伤亡的伏击战了。
其他地区军事指挥权移交和法国驻军及其司令部撤离柬埔寨的道路已经打开，但真正实现这些目的，却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第28章26要求释放山玉成
在为我同皮尼翁高级专员“精心”起草的一九四九年条约的缔结扫清道路后，我让我的舅父莫尼庞—当时的首相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