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一直纠缠于内部争吵，使我赢得了时间，去为争取通过和平方式使法国承认我国独立而努力。利用这个机会，我又一次赴巴黎，同法国政府就一个后来在历史上称之为“一九四九年法国——高棉条约”进行谈判。不久，这个条约就代替了一八六三年条约和一八八四年协定。
法国高级专员皮尼翁先生向我提供了一架双引擎的“达科塔3型”飞机。他亲自陪我前往，并还邀请我父亲、母亲和我的姑母拉斯美·索巴娜公主（我父亲的妹妹）同我们一起旅行。
不幸的是，到了雅典以后，我父亲病倒了，他的糖尿病第一次恶化了。他被用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在这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母亲坚强地陪伴着他。一直到希腊医生把父亲的病治好，我姑母拉斯美则非常想欣赏巴黎的风光，不愿意留下来陪伴我的父亲，便和我一起去巴黎。我母亲无法原谅我姑母这种“无情无义”的行为，直到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去世前几天，当她回顾往事时，还为这件事当着她周围人埋怨我的姑母。
获悉我父亲住院的消息以后，希腊国王保罗一世在王宫里为我举行的茶话会上，请我向父亲转达他的祝愿，祝我父亲早日恢复健康。他请我放心地去巴黎，因为苏拉玛里特亲王会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的。国王对我的接待是非常热情的，还把我介绍给风度优雅、无比美丽的弗雷德丽卡王后和他的孩子们。一位小公主天真地问她父亲：为什么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竟先于他登上了王位。这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问题，因为在欧洲，人们并不知道还有君主选举制度。我尽力向这个可爱的孩子讲述高棉国王选举的复杂过程。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在保护制度下，实际上是法国给它所选定的人戴上王冠。
在巴黎，我又一次同留学生中的山玉成分子和“民主党人”进行了斗争。他们要求我接见他们，我立刻同意了，这次会见是在协和广场的克里荣饭店的客厅里进行的，在座的有一位充当调停者的民主党高级人物。我们的留学生们，特别是那些领头的，对我让服务员端上来的香槟酒和小蛋糕不屑一顾，而是一心强烈地谴责我支持“高棉民主的破坏者”严森波。这些学生对我到巴黎来签订“独立条约”的谈判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在我的整个生涯中，这些青年人和他们的父兄们，多数人一直对我怀有戒心和仇恨，竭力缩小甚至否认我为争取民族独立所作出的贡献。
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了，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请读者们允许我在下面几章里对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间我在金边出版的法文《柬埔寨现实》周刊发表的文章作一个概述。该周刊的主编是我的朋友、本书序言的作者让·巴雷。这些文章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资料。我认为，这些文章并不是辩护词，但它们却说明了我是如何认真对待我所肩负的责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的爱国精神。
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说明来结束本章。经过在雅典医院很好的治疗，我父亲精神焕发地和我亲爱的妈妈一起来到巴黎。法国政府为我的父母、姑母和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我们去巴黎的歌剧院（在那里，我向塞尔日·利法尔致意）、凡尔赛宫、卢浮宫等。我父亲悄悄地对我说，他非常喜欢欣赏莫里斯·谢瓦利埃的表演，因为谢瓦利埃明显是他最喜欢的。但可惜的是，这位演员当时没有演出。为了稳定父亲的情绪，我对他讲一段故事说，一九四九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一位有名的江湖艺人并同他一起到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家去吃饭，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夏皮尼。就在那一次，我告诉了莫里斯，我父亲也是他的狂热欣赏者，他对此非常高兴。
第27章25取得独立以后的辩论
我在本章里将谈及一个当时并没有在高棉人民中间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高棉人民对此心中完全有数。一小撮反对王室的敌对分子和某些外国评论员却支持这么一场争论：那就是对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同法国签订了标志着最终恢复了我国独立的协定以后，我国人民自发地称呼我为“独立之父”的问题，他们提出，我是以欺骗的手法窃得了这个称号的。
山玉成及其同伙和他们的美国朋友（例如《柬埔寨简史》的作者马丁·弗·黑尔兹等）指控说，我为了自己的利益，窃取了唯一真正的“抗法英雄”山玉成的功劳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