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知道她已经无法说服这些疯子，便对这些人说，让她的儿子——国王“根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做决定吧！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在诏书上签字。我下定了决心，“甘心情愿”地接受对我施加的暴力。我说：“各位先生们，对我来说，政府的权力并非独揽不可。自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以来，我在行使这一权力过程中是问心无愧的。但由于你们认为山玉成阁下可以比我更好地把柬埔寨引向光明的前途，我当然很乐意请他出来组织新的王国政府，并取代我来领导这个政府。”政变分子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的老同学给我一支钢笔让我签署诏书。当他们告辞的时候，比刚来的时候礼貌得多了。
我和他们一起来到克马林宫的庭院，我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踱来踱去。我的“侍卫官”多田熊中尉用无动于衷的眼神瞄了一下我的来访者，做出一副“中立观察员”的样子，这一切都很做作。我发现，王宫已被日本装甲车包围住了。我听见发动机正在起动，然后声音越来越远。这些装甲车离开了我的驻地，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如果我拒绝签署诏书，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政变分子会不会把我和我父母杀死呢？日本人是立即出来干预呢，还是袖手旁观呢？不管如何，有这种可能。
八月十日，这一天非常平静。令人奇怪的是，老百姓没有以游行来庆祝山玉成的上台。山玉成只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中午，据说被山玉成分子抓走的我过去的一些大臣都被释放回家了，其中包括黄意阁下。
毫不奇怪，为日本法西斯效劳的柬埔寨“区长”——山玉成的内阁是由他那些反法的亲密战友们组成的。其中有巴春等几位，都是从昆仑岛感化院释放出来的。但却没有阿渣鸿，他死在生存条件非常差的监狱里了。七十年代，我到河内的时候，我的越南朋友孙德胜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向我透露说，他们曾经被关在阿渣鸠牢房的隔壁。阿渣鸿是一个英勇的反抗者，因此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我的舅父布洪拒绝参加新政府。他对山玉成分子说，他愿意充当他们与王族之间的桥梁。于是我任命他为宫廷总监，代替已经退休的黄意阁下。
八月十日早上，山玉成容光焕发地来参见我的父母，向他们保证说，他将“忠于国王”。并向我父母表示，如果他们生病，他可以提供“最好的日本医生”为他们服务，以代替阿尔芒·里什博士和其他被监禁的法国医生。我母亲表示感谢。但他走了以后，我母亲对我说：她宁愿死，也不让日本人给她看病，因为她只相信法国医生和法国医道。
根据巴春的建议，山玉成主动提出一个对他很不利的想法，即任命一位参加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普法战争的老战士——钦迪先生为国防大臣。钦迪当时是滨海的贡布省省长，他同巴春曾在一条战壕中战斗过。巴春把钦迪先生推荐给山玉成，并说他可“以不可否认的能力”来完成他的新任务。当山玉成和巴春向我母亲说到钦迪在防务方面的“能力”时，我舅父莫尼勒（他曾是圣西尔军校的学生）不禁笑了起来。钦迪不愧是一个坚定的“勇士”，但他在武装部队的指挥和建设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莫尼勒预言，如果山玉成部队与法国军队对垒，他的部队一定会被击溃。实际上，法国人在柬埔寨已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一直非常亲法的钦迪，在时机到来时，他将把山玉成出卖给法国军事当局。到时候，山玉成部队将由于没有“头”而像泡在水里的糖一样，完全化掉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山玉成是怎样管理“王国”的。山玉成及其同伙企图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他们的政敌——狂热的保皇主义者和原保护国的官员们。
我的许多高级官员，在到达退休年龄—一五十五岁之前就退休了。其他—些人，特别是王国警察局负责人都消失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的蓝球队主力之一、年轻而热情的监察官宾卡米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指控为原法国警察局的特务，一天早上被带到离金边一百多公里的壁岭上，未经审讯就被枪决了。经常出入丛林的猛虎，从不给遭到不幸的人留下任何痕迹。
僧侣们对山玉成和巴春上台表示高兴。而普通人民群众，他们看到新的统治者到处横征暴敛，没收他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财产和生产工具去为日本人效劳，所以，他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些好发牢骚的群众相继失踪，大家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此，有些老实人马上变得很顺从，他们忍耐着，暂时不说话，但在盼望美好日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