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亲日的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一次“民众”游行，以庆祝刚刚得到的独立，但这个独立只是一棵空心大白菜。三月十一日以后，我曾给日本政府写了一封正式公函，要求日本政府从法律上承认柬埔寨王国并互派大使。而日本政府直到它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时，也没有作出回答。日本人始终保持着它的“高级顾问”，而这个“高级顾问”有点像过去的高级专员，只是“高级顾问”不主持内阁会议，也不签署诏书和政令。由于久保田先生是一位谨慎和有分寸的人，我适应他并不太困难。当他请求我允许长期流亡日本的山玉成回柬埔寨时，我只好同意了。
在内阁首相兼宫廷大臣和财政大臣的黄意阁下的协助下，我主持了内阁会议。一天，应一群西索瓦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山玉成分子，其中有秀的孙子）要求我在王宫里接见了他们。他们毫不隐讳地对我说，我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应该让“有经验和有智慧的、正直的”黄意阁下主持内阁。
我向这些自以为是的同胞们说，我作为刚刚宣布独立的柬埔寨国王，有权也有义务领导我国的政府。我必须代替法国高级专员，因为保护制度已经废除，我已收回了作为一个君主的全部权力。至于缺乏管理国家经验问题，我向他们指出，在登基之后的四年中，我已向法国人和曾任政府大臣的我的父亲以及黄意阁下学到了不少作为国王的本领。这是我恢复职务以后第一次对来访者的态度有点生硬。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首先请你们完成自己的学业，你们还没有成年，我完全了解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知道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些年轻的反对派面色苍白，默默地离开了王宫。然而，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政变中，对我进行了报复。
国王宣布独立之后才一个星期，山玉成便乘一架日本轰炸机从东京回到柬埔寨。他像一个凯旋者，在金边受到了他的朋友们的欢迎。
我很快就让山玉成参加了我的政府，成为我的政府中最年轻的人。可是他的同伙却认为他担任外交大臣这个职务太小了。他们在写给我的一封匿名信中，让我任命山玉成为副首相，要求把他排在仅次于首相黄意阁下的位置，不要把这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民族英雄”放在各位大臣之末。而山玉成本人却装得很平静。在内阁会议上，山玉成还对我任命他为外交大臣表示“深切的谢意”。他向我保证，他将竭尽全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效劳。实际上，山玉成的外交，只是忙于高棉与日本的关系。另一方面，山玉成进入内阁之后，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把我们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通过“高级顾问”同我们讨论问题。
山玉成把他的狂热的支持者拉进外交部。他招收了一批没有文凭，甚至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人充当实习外交官，唯一的标准是看他们在保护制时期是否参加了反法的示威游行。转瞬之间，很多僧侣脱下了袭裟，进入了政界。
我的其他大臣年龄都比山玉成大，但都怕他，老老实实地通过他上呈诏书和政令草案。我感到自己在政府中已经完全孤立，只好像在法国保护制时代的做法那样对山玉成呈上来的各种文件一一照准。
日本人有了一个虔诚的合作者。他们利用他来征得了劳工、民用卡车、牛车和牲口、压路机和其他公共工程机械，用来为他们的部队服务。
那些不服从日本占领者命令的高级官员们也吃了不少苦头！忠于国王和人民的省长翁谦戎，对日本人所提出的要求敢于表示不满。他很有礼貌地向本省的日本指挥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指挥官先生，您命令我大量征用农民的车子、驾车的牲口、铁锹、铁铲和锄头。请允许我说明一下，现在正值雨季的农忙时期，不论是种稻田还是旱田，农民都需要这些工具和牲畜。如果不抓紧这个雨季来做完这些农活，我们大家都会在将来的旱季里挨饿。”他的这番话激怒了日本指挥官，结果是挨了这位指挥官重重的一脚。我知道这一严重事件之后，就命令我的外交大臣（更确切地说，是日本的事务大臣）向“高级顾问”提出抗议。第二天，山玉成对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友好的回答”，但他没有对我说这个所谓回答的内容是什么。
很明显，我和我的国家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但是法国“龙潭”比日本“虎穴”要好得多。可怜的高棉人民同意我的看法，他们把受到拘禁威胁的法国人一家一家地分别藏在自家的茅草房里，还帮助反对日本人的法国抵抗者回到丛林，并为之提供给养和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