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高级专员戈蒂埃总督召回河内，由高级公务员贝尔朱安代替。贝尔朱安请求我在三月初接见他。他告诉我：“日本人力图在几天以后，结束法国在柬埔寨的保护制度和在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他向我保证，法国一定要武装抵抗到底，要求我一听到金边市警察局的警报，就把全家搬到他在洞里萨河畔，塔仔山脚下，离王宫只有两公里的官邸。总之，他的要求是，要我同把我扶上王位的法国保护制度共存亡，死也要死在他的官邸里。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对他的建议表示同意，并对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吧！在法国和日本之间，我一定选择法国。”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警报响了，我立即找到我的司机，把帽子扔给他，我们乘了一辆小的公务汽车。疾速驶向高级专员的官邸。此时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住在离王宫一公里的地方。他们也应该到贝尔米安先生那里去，但愿他们已经到了。
我到官邸的后面，没有见到任何人。这里一切非常平静。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阵自动步枪的枪声。由于不知如何是好，我叫司机把我送回王宫。在路上，我看见法国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尸体卧满街头。我们还碰到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巡逻队。我请求佛陀保佑，不要让我遭到逮捕。佛祖果然满足了我的请求：这些日本兵只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通常为普通高棉人所乘坐的我那辆破旧不堪的车子。
我们来到了王宫的围墙边，许多日本军官和士兵正在那里审问我的卫队。我命令我的司机冷静地行车，并把车子开到附近的一座庙宇—巴东·瓦岱寺。夜幕降临，我的汽车开进了这座庙宇的后院，僧侣们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房间。没有一个日本人看见我。我朝高乌法师的卧室走去。自从我登基以后，我同这位高僧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位出家人让我藏在他的卧室里，并请我和他一起背诵佛经，求佛陀保佑我。他还对我说，如果日本人来了，他将牺牲自己来保证我的安全。他还建议，如果日本人宽容了我，我应该在沃萨期间当一段和尚，以报答佛祖的恩德。我答应了，并在一九四七年还了愿。不久以后，为了表示对这位见义勇为的高僧的谢意，我封了他一个“桑岱”（即王爷）的爵位。这是授予一个宗教人士或世俗人士的最高荣誉称号。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我继续躲在高乌法师的卧室里，直到一个愉快的柬埔寨人和一位面带笑容的日本人来到这里。这位柬埔寨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舅父布洪。他是我母亲的表兄弟（他的母亲潘薇拉公主是我们外祖母——莫尼旺国王已故王后的妹妹，但嫁给了一个平民）。布洪是山玉成——沈法反法集团的成员，但他和我的父母关系很好。那个日本人也认识我，他是一个店铺的老板。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他开的那个铺子里买日本饼干，经常得到他的照顾。这家铺子离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官邸不远。布洪向我透露了这位日本朋友的真正职业，原来他是天皇武装部队的情报官以开店铺作为掩护。
我舅父高兴地告诉我，日本人已决定保持我的王位，并允许我父母和我在一起。在日本占领者那里，我舅父是我们最好的辩护人……。
在我舅父和那位日本店铺老板的陪同下，我三月十日回到王宫，他们搞的排场很大。在东门口，一个连的日本步兵向我致敬。布洪带来了一个名叫多田熊的日军中尉，负责我的安全保卫工作。日本投降以后，他进入了丛林，并在一个偏远山谷里当了一名“高棉”和尚，后来又成为巴利文和梵文专家。而我的副官戴布瓦松和贝尔朱安先生以及其他我认识的法国人都被关在金边的一座日本监狱里。
在王宫，我又看到我父母，他们安然无恙。头一天，他们听到警报以后，就赶快乘车来到法国高级专员的官邸，我舅父也正好赶到那里，他不让他们进去。在一个日本宪兵为他们租下的一座房子里，我父母亲又见到了农业大臣诺罗敦·蒙达那亲王和其他亲王们。蒙达那亲王自己感到在劫难逃，他连续不断地喃喃自语道：“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今后将会有一位新国王！”而我父母却沉默不语。三月十日，的确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不像蒙达那希望那样的变化。
诺罗敦·西哈努克仍是国王。高棉王室和王国政府的日本“高级顾问”久保田阁下是一位很有分寸的职业外交官，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和驻柬埔寨日本军队司令官真木将军前来觐见，我在金銮殿接见了他们。他们对我说，我们国家从今以后就从法国殖民主义者那里解放出来了。日本所进行的战争，并没有别的用意，只是为了阻止西方人变我们的亚洲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请求我正式宣布柬埔寨独立，我对他们说，为了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我要请占星家选择一个吉日。这个日子就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我宣布了民族独立并颁布了法令，废除了一八六三年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