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战争年代，盟国海军对日本占领的国家采取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度支那当然是其中之一，因为印度支那也包括在日本人臆造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之内，并以此作为骗人的诱鸟反光镜（日本人自诩为猎人，而亚洲“兄弟”国家则是那些被恬不知耻的拔掉了羽毛的鸟）。从日本开来的船只没有带任何礼品、任何援助和一粒粮食给那些所谓从“西方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可却把这些“兄弟国家”的财产，特别是对日本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运往日本。日本人的解释是很简单的：“我们承受了战争的压力，而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就是为了你们。等到这场战争胜利了，你们将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那时你们国家就可以更协调更快地得到发展。”
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之前，柬埔寨一直有两个主人，日本主人要我国人民向他们提供廉价的非正规部队的战斗员、劳工、给养（大米和鱼）和木柴。法国主人要求我国农民提供木棉，为在严寒气候地区生活的东京人御寒缝制棉被。我国的男女织布匠人都动员起来干这个工作。法国当局却忘掉了在四十年代，我国生产的棉花数量很少，而且由于限制棉织品的进口，我国人民如果没有用木棉织的布，就只好穿破烂衣服了。法国还规定，要从日本人征用大米的剩余部分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养印度支那的一些饥饿地区：安南北部，东京的一半和老挝的三分之二地区。此外，法国人还要求我们拿出大米来制造法国和印度支那行政机关车辆使用的燃料（辛烷值很高的酒精）。
在正常年景时，我国是重要的产米国家，现在大米已奇缺。当然，他们总是以“声援”印度支那人民的名义要求我们做出“牺牲”。但是这些“牺牲”沉重地压在我国的工匠和新兴的工业者的头上，也使我在我的臣民面前处于不舒服的境地。确实他们有理由抱怨大米和布匹的价格猛涨。我国农民愿意用木棉织布，平时储存一些大米，以供全家享用。他们对此并没有隐瞒自己的不满情绪。
我在一九四四年对各省的视察中，了解到老百姓的这些困难。衣、食、住都依靠老百姓并一度被山玉成分子鼓动起来提出合法要求的佛教僧侣们，非常了解老百姓的这些忧愁，他们也指责我在法国当局面前表现“迟钝”，好像是我允许法国当局“刁难”我的同胞似的。
我的无能为力，并没有引起我国那些好心人的同情。在视察时，我听到了这样的议论：“国王陛下是神灵的化身。我们现在的不幸，是因为陛下不愿使用您那神奇的权力来解除我们的苦难之故。请陛下可怜可怜我们吧？”对这些请求，我不能生气，但我怎么来回答呢？我答应他们向菩萨祈祷，请菩萨和神灵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正如我多次重复说过那样，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就是由我国的一切邪恶造成的”。
第16章14健康的灵魂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
健康的灵魂依赖于健康的体魄之中，这是朱韦纳尔的座右铭，也是被德古海军上将任命为印度支那体育和青年高级专员的迪科鲁瓦海军上校的座右铭。仪表堂堂、威严庄重的迪科鲁瓦想要把所有印度支那和法国青年训练成为具有坚定精神的完美的运动员，既能抵制戴高乐主义的诱惑，又无限忠于贝当元帅。迪科鲁瓦是一个狂热的“贝当分子”，每次运动会开始时，他就让年轻的高棉人唱贝当元帅的国歌。在金边体育场，我们的田径运动员面对贝当的巨幅画像，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声朗诵着：“元帅，我们在您——法国大救星的面前宣誓：我们是您的保卫者！”
有一个名叫沈法的年轻学生是反法政客（他后来却又成为法兰西联邦的参议员）他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但又在我的跟前嘟嚷说：“在小学，法国人总是让我们重复奇怪的历史课：‘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是金黄色头发的雅利安人’，而现在又说贝当元帅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什么都明白了！”
迪科鲁瓦对我非常敬重，但我作为柬埔寨君主，尽管被夜间的爱情生活搞得很疲劳，仍然要积极参加田径运动和其它体育活动。每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在毕业于驰名的儒万维尔学校的优秀教练米勒尔军士长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我在王宫组织王国各部门之间优秀选手们的足球赛、排球赛、篮球赛和田径赛，而我本人也积极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