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小姐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家庭中最后一个赌注，法国人选中了她，想让她和我一起登上王位，但我拒绝了。这对她的亲属来说，是一个不能原谅的冒犯。由于对我的仇恨，珍小姐的哥哥们先是参加了山玉成集团，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卜婉娜的侄子卜·德斯库马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外交官，他在六十年代也进入了丛林投奔了红色高棉，为我的下台效了犬马之劳。
据我看，柬埔寨最有钱有势的家庭成员都成了共产党分子，这并不能解释为他们突然对“无产阶级产生了感情”，而应该看到这是家族之间的仇恨，他们的失败和所受的污辱，促使他们走向极端来反对我。因此，前者是不自觉的，而后一种情况则是自觉的。
现代化改革计划
戈蒂埃先生强烈地推动着我，把我的名字同改革联系在一起，他还对我说：这次改革可以使您的王国和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高棉的年轻一代将称您为“我们的阿塔土尔克”（土耳其人民送给一九三八年逝世的现代化土耳其奠基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称呼，其意为“土耳其之父”）。
高棉文字拉丁化勉强地被政府官员们所接受，但却遇到了佛教僧侣和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在日本人武装进攻驻柬埔寨的法国人以后不久，我就宣布废除高棉文字拉丁化。
在用格里历代替阴历方面，我也遇碰到了同样一些人的反对。然而，这次却得到了我母亲的支持。对《浴佛节》不再是四月十五日（柬埔寨传统新年的第三天），而是一月一日，我的母亲感到非常高兴。按照传统习惯，虔诚的佛教徒们在这一天里用香水为大小佛陀塑像沐浴，并用泡有香花的水泼在僧侣们身上。原先这些僧侣在柬埔寨一年中最热的四月份参加这样的仪式以后，接受信奉佛教的善男信女们送来的新的黄颜色的袭裟，非常惬意。但是在改革之后，我亲爱的妈妈也不是不担心那些年事已高的僧侣们，在“隆冬”季节（也就是从十二月到翌年一月的凉季）被那些未经加温的“冰水”淋在身上，再加上刺骨的北风，真有可能会感冒或冻得发抖……。
面对着这种可悲的情况，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事变”之后不久，我即下了圣旨，不仅废除了一八六三年签订的法柬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协定，同时也为佛教徒们废除了同天主教徒一起在一月一日过新年和在“冬天”泼水的规定。这一行动得到了虔诚的佛教僧侣们的欢迎。
印度支那的旅行
戈蒂埃先生对我颇有好感，在我一九七○年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他待我那种堪称楷模的态度，又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友好感情。
他们的印支旅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前面我曾叙述过我在一九四一年和蒂博多先生一起做的第一次非常成功的对王国各省的巡视，但在那次视察中，很显然我没有能够深入到我国最偏僻的地方去，而“戈蒂埃计划”使我来到了柬埔寨最边远地区的同胞们中间。这些同胞们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国王。从来没有一位君主到过他们这些县城或村庄。为了到这些边远地区，我有时乘汽车，有时乘轮船，有时乘牛车，有时甚至骑马或骑大象。由于当时还没有跑道和导航设备，所以根本就不能坐飞机。即使比较简便的直升飞机，在印度支那也是十几年以后才出现的。
一九四三年，戈蒂埃先生陪同我乘坐汽车和汽船。在这次旅行中，还有几个法国人组成的护送小组。这个小组由加斯东·巴罗尔先生负责，其他人中主要有我的副官戴布瓦松先生、新闻处处长德雅尔丹先生（负责起草新闻报道，后来这些文章都成了文学作品）和我的私人医生里什。当然，还包括我们所经过各省份的法国地方官员和高棉省长。
戈蒂埃先生出色地组织了国王到柬埔寨西部根本无法进入的豆蔻山地区去视察。这里就是一九七九年的时候，在越南装甲车的追赶下，红色高棉逃去避难的地方。这个地区地形高低起伏，完全被热带丛林所覆盖。我就像一位吴哥时期的君主那样，短途时乘坐牛车巡视，以使农民产生好感，在那里骑马或骑像到处都可以通行，但戴布瓦松先生和里什先生却喜欢步行。
在山沟的村庄里，我向子民们发放大米、食盐、衣服和药品。那些贫穷而高尚的子民们向我祝福，并给我送来了野果——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奉献给我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和令人感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