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国的习惯，如果国王不是战死在沙场，那就应该安放在王宫金銮殿内的德威维尼查（议事厅）里。我也要参加庄严的先王的移灵工作。因为根据传统，国王不应在波哥山别墅驾崩。我们给国王穿好衣服，把他安放在他的黑色雪铁龙轿车的后排座位上。莫尼勒亲王坐在司机旁边。我父母和我坐在自己的达尔博汽车里，紧跟国王的老式轿车。在我们车子后面，是我舅父莫尼庞亲王的汽车。仪仗照旧，凌晨一点钟，我们的车队穿过了沉睡的首都，终于到达了王宫。
第二天是非常庄严的一天。先王的遗体被匆匆忙忙地用防腐香料处理过，并穿上大礼服，停放在灵床上，以便人民群众、外交使节、法国当局，当然也有先王的亲属，向遗体告别。法国高级专员、高品级的王子与公主以及王国重臣显贵，可以往先王遗体上洒几滴香水。然后，先王遗体被安放在一个饰有吴哥式金色雕刻、散发着香味的棺木内，供人民群众瞻仰。在三个月里，六十四名和尚每天诵经超度陛下的亡灵。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修建火化塔，即巨大的尖顶七层塔子，其上面饰以雕花的印度檀香木。先王的遗体就在这塔子里面焚化。
与此同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金边及至全国和国外传开了：一个被其外祖父称为“托尔”、被其祖父称为“玛普”的十九岁中学生，将被王位最高委员会选为柬埔寨国王。
“选举”不过是托辞，自从保护国的地位确立后，实际上是法国授意王位最高委员会来挑选国王的。王位最高委员会由王国政府首相、佛教两大派（摩诃尼迦耶派和达摩育特派）的最高领袖和婆罗门教的最高领袖组成。正是根据法国人这个没有见诸文字，但一直必须遵守的特权，我曾外祖父、我的外祖父在明智的和众望所归的安东王长子—诺罗敦国王的真正继承人被损害的情况下，才得以登上了柬埔寨王位。
一九四七年，当我向我国人民颁布第一部王国宪法时，规定高棉王位属于安东国王的男性后嗣。由于这些后嗣多达几千人，每一位亲王——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心里都在琢磨着：“为什么不让我当国王？”
法国当局选择我这样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人（为国王），原因很多。首先，他们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使高棉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这些人曾成立过一个“煽动小组”，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诺戈瓦特》（即巴利语“吴哥”的意思）上，他们发表的文章就提到，柬埔寨的王位不应该成为对法国非常顺从的西索瓦家族的专有特权，而应该归还给诺罗敦家族。
实际上，西索瓦家族亲法名声并非捏造。而诺罗敦家族恰恰相反，却敢于批评法国在柬埔寨和印度支那推行的“专制主义”政策。
自从法国强加给诺罗敦国王的一八八四年条约签字以后，诺罗敦国王丧失了一切权力。为了表示他的愤怒和谴责，从那时起，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他去世前从未离开宫门。他拒绝会见外来的任何人，但他却秘密地命令那些胆大、敢干的外省臣民们起来造法国人的反，尽量整治整治法国人。（法国）当局当然知道国王的抗争。由于不想从王宫里鼓动农民起来造反，诺罗敦国王派他的长子尤根托亲王去巴黎，要求法国政府恢复高棉君主的一切权力。由于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尤根托以无比的激情揭露了法国的殖民政策（有一个时期，法国乃至其他欧洲列强，都曾以给落后民族送来文明和物质福利而得意洋洋），因此，法国禁止他返回柬埔寨，他被迫流亡到暹罗，并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继尤根托之后，诺罗敦国王的次子——我的祖父苏他罗亲王也被排除在王位继承者之外。因为原来被法国选为“法定继承人”的苏他罗亲王，对法国当局经常有失言的地方。他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一邦反法的高棉民族主义者“陈茂集团”的支持。这个“陈茂集团”除了有沈法、山玉成之外，还有巴春。巴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国军队中服过役。
虽然高棉民族主义者于一九四一年提出了把王位交给诺罗敦家族的要求，但法国早已在莫尼旺国王执政末期就选择了年轻的西哈努克。但愿我是一个不会使法国当局担心的诺罗敦！我的双亲苏拉马里特亲王和他的夫人，一向以法国为可靠的朋友而著称，他们的独生子又接受过良好的法国教育。大家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听话的中学生，一定会成为一个能为法国效劳的驯服君主。当然，先王的长子莫尼勒亲王也是相当亲法的。一九三九年，当法国参战之后，他和他的弟弟莫尼庞参加了法军，并曾出发到法德边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