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局不失时机地给我周围派来了他们的心腹之人。在我身边，他们派了一位“代表”（法国高级专员的特别“大使”）加斯东·巴罗尔先生，一位私人顾问雷内·莫里宗先生，既是我的家庭教师，又是我的正式讲话和信函的拟稿人；还有德古海军上将让给我的一名副官阿梅代·菲利普·戴布瓦松先生。
管理民政事务的巴罗尔先生，肩宽得象举重运动员，头发剪着小平头，有一副军官的头脑。他富有才智和口才，他向我讲述安德烈·莫鲁瓦所写的《布兰布尔上校的沉默》的故事。我被他的口才和彬彬有礼的讲话所征服，自愿地让他替蒂博多先生“监视”我，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回避他。
莫里宗先生，也是管理民政事务的。他像个纯血统的法国人，他很有魅力，他有像摩尔贵族一样黑的皮肤，一条笔直的头缝把他紧贴在头皮上的头发分成左右两半，他的身体可以和吕多尔·瓦朗蒂诺媲美。尽管他的举止像个花花公子，但人们对我说，他非常忠于他那娇媚的夫人。
而戴布瓦松先生，由于他的工作职务关系，成为我每日的同伴。这是一位出身贵族，曾经当过法国海军中尉的青年人。他高个子，细条身条，椭圆形的脸，长相标致，具有希腊神般的古典美。他举止文雅、教养良好、知识渊博，把宫廷布置得很美，他成为我这个愿意接受西方影响的亚洲君主所梦寐以求的一位副官。但有时我对他那总要任意支配他人的怪癖感到很生气。一九七○年政变以后，他弃甲经商，是我最忠实和最可靠的朋友之一。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出身高贵和心灵高尚的统一。
我似乎有了一切。然而，在我睡眠时却经常做噩梦，梦见由于我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比较差，中学毕业会考时没能“及格”。尽管我认为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很不错，却也弥补不了我在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的不足。这个噩梦，在一九七六到一九七八年我被关押期间，仍不可思议地伴随着我。这个荒唐的梦不止一次地使我在睡觉时忘记了灾难性的命运。
继承王位使我逃避了考试的折磨。但是我毕竟才十九岁，在我成年（即二十岁）以前，我还应该继续学习。学习的内容是法国文学和哲学的基础知识。我的老师是法国教育界在柬埔寨的大师、总学监和文学学衔获得者戈尔贝先生。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课，他还想让我对（贝多芬、肖邦和德彪西的）西方古典音乐感兴趣。戴布瓦松先生负责找这些音乐大师们的唱片和其他一些古典作品。戈尔贝先生让我学习这些东西来圆满结束我的“王子教育”。不过，西方古典音乐就像数学那样使我非常厌恶。我仍继续吹萨克管，拉手风琴、奏爵士乐，后来我又学会了吹奏单簧管。
作为一个年轻和当代的国王，我也希望学习一些金融、经济和银行方面的知识。巴罗尔先生指定宋双先生（后来的国家银行行长）和大资本家陈豹先生给我讲授这些课程。我承认我对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不太“理解”，当他们给我上课时，我却在想着法国式的漂亮的马术了。
从我少年时起，我一直幻想有一匹马，不是一匹赛马，而是一匹可以表演骑术的驯马，会跳障碍的驯马。我对马的喜爱，是从我外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有一天，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在圣梅克桑军校身穿军服、骑着一匹漂亮的马拍照的。这张使我入迷的照片，一直放在我外曾祖母的房间中最显眼的地方。在童年时候，我是美国西部片的观众，从那时起我就被演员甘·麦纳德骑的那匹漂亮白马泰山迷住了。我缠着父母给我买一匹适合我身材的坐骑。他们给我买了两匹高棉种的小型马：一匹是白色的，我给它起名为泰山；另一匹是黑色的。这是两匹既健壮又有适应性的马，它们既不需要兽医，也不需要马夫，更不需要马厩：它们自在地生活着。我同邻居小朋友经常学着美国西部牧马人的样子，拿着套马索和左轮手枪在一起玩耍。我骑泰山，而他们轮流骑小黑马。
当了国王以后，我再也不能扮演美国西部的牧马人了。我和预备役军官莫里宗先生以及出身于专门搞围猎家庭的戴布瓦松先生组成了一个法国式的小型马术队。对我非常好的德古海军上将送给我三匹马，其中两匹是阿拉伯种与安南种杂交的马：有一匹是枣红色的，名字叫达达朗，另一匹是带有白色斑点的灰马，名叫欧百里香；还有一匹是银灰色的母马，名字叫卡拉波芙。莫里宗先生在一次严重的摔伤以后，离开了马术队，由我的法国骑术教练富尔卢贝先生代替他。达达朗是一匹受过训练善于跳越障碍物的马，但它的样子很差，我把它送给了戴布瓦松先生。他还真行，不管障碍物有多高，他都不会使达达朗失前蹄，我选中了非常漂亮的欧百里香作为我在加冕礼时的御用坐骑。这也是一匹善于跨越障碍物的马，但没有达达朗那么果断。非常漂亮的卡拉玻芙的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匹腼腆的母马在障碍物前有时打响鼻，有时甚至把富尔卢贝先生从它的背上摔下来。我继承王位之始，就置身于半人马星座气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