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吃，如果能到豪华的“大陆饭店”（当时是交趾支那首府唯一一家比较豪华的饭店）去吃什锦拼盘或撒着巴马干酪丝的烤肉卷，我就满足了（因为我的助学金不多）。每到月末经常手头拮据，我只好喝一份中国菜汤、一根奶油紫雪糕和一瓶当地产的桔子水。
星期六去市立图书馆，经常还是我“一文不名”的时候。在图书馆里，我经常看我最喜欢的作家皮埃尔·伯努瓦写的书。可以说，我认真地阅读这位法兰西文学院卓越院士的著作，并没有别的目的，主要是想增加我的现代法国文学知识。实际上，这些著作使我避开了对未知世界的幻想。我似乎漫游了撒哈拉王国的沙漠绿洲和科尼斯玛城堡，“访问”了黎巴嫩城堡主夫人，我还看到了北极的白昼。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年轻人也都和我一样特别喜欢伟大的小说家皮埃尔·伯努瓦。
由于在越南南方生活了五年，我结识了不少越南朋友。许多西贡家庭邀请年轻的高棉王子到他们家去品茶，我很愿意去，但我尽量设法避免吃越南饭；因为我非常讨厌鱼露（我父亲也很讨厌鱼露），几乎所有的越南菜都要加上这种佐料，而这种佐料的味道和气味使我简直受不了。
高棉有一句谚语：“安南人（现在的越南人）的血液中有虚伪的东西，因此绝对不要同他们交朋友”。就我个人来说，我对越南人没有丝毫的敌意，而我的敌人恰恰以此来对我加以诽谤，企图使我威信扫地。一九七○年朗诺政变以后，有些人说，由于我“狂热迷恋了一位越南女郎”而“把我的祖国出卖给越共和越南北方”。
这里所说的“越南女郎”不是别人，指的是我的妻子莫尼克·西哈努克，婚前的名字叫莫尼克·伊吉。她父亲弗朗索瓦·伊吉是个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人，她母亲博夫人是柬埔寨人，带有一点中国血统，但丝毫没有越南血统。那些为朗诺效劳的拙劣作家们编出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他们说，莫尼克·伊吉不是她现在的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而是一个越南弃儿，她刚出生就被当时在西贡工作的伊吉先生抱走了。但他们忘记了莫尼克·伊吉长得非常像她的父亲，甚至没有一个法国人说莫尼克是外国人。
应该说，“高棉共和国之父”豢养的那些宣传家们，不仅仅专门编造了这么一个谣言，而且他们还编造了许多有关我的难以置信的极为古怪的故事。这些人把他们的同胞都当成了头脑迟钝的人。然而，正是这些难以置信的极为古怪的故事，激起了高棉人民的愤怒，也引起了国外观察家们的哄堂大笑。在这本书里，我还会提到这个问题。
我愿意坦率地告诉大家，在我这一生中从来就没有同一个越南女郎有过暧昧关系。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我倒认识了不少非常迷人的富有魅力的漂亮越南女郎，但我从未被她们的妩媚所倾倒，有的人喜欢玫瑰，有的人却喜欢兰花……不，任何一个越南女子只不过是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同安南人（在柬埔寨，人们用“阮”这个贬义词来称呼安南人）结成朋友的开端。在我的一些同窗中，有的后来成了共产党人、有的成了反共分子、中立主义者、佛教徒、天主教徒、高台教徒、孔门之徒等等，而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却都是我的好同学，非常要好的同学。
我不喜欢沙文主义，因为它是民族情绪荒谬可笑的激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越南同学的智力在全班同学的平均智力之上。在我们中学里，越南同学考试的分数比法国同学、高棉同学、老挝同学和印度同学（在印度出生的法国同学）都要高。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聪明，才有人说他们诡计多端。也正是由于这个优点他们在各方面，包括使用权力方面，都能大显身手。
在西贡，我和在印度出生的法国人关系非常好。我在西贡的通讯处就是他们中的佩雷拉先生的家。他们一家对我和我的堂兄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老妈妈就像对待她亲生孩子一样周到地照顾我们。后来听说她因为年事已高和丈夫的去世，住进了一家法国养老院。为了帮助她，我时常给她寄去一些钱。政变以后，我在北京仍继续和这个家庭保持书信来往。但一九七五年红色高棉胜利以后，暂时中断了同我所爱戴的人们的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爱情艳事引起了流言蜚语。加之失望与不幸，我的性格变得像刺猬的针刺一样，我的朋友们也认为我的性格太坏了。然而，我在中学时，却是一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有道德的、善于交朋友的男孩子。学校的法国当局早已注意到我，并密切地进行观察，但却不让我知道。他们非常喜欢我一生中的这个良好的开端。我同我的同胞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也有些人后来憎恨我。我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名字叫何来恩，是桔井省川龙一家大木材商的儿子。何来恩试图让我对政治感兴趣。他自称“由于老百姓的贫困所唤起的觉悟和感动，我认为应该结束崇拜君主政体。”慢慢地我了解到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子民们的残酷剥削者，他给老百姓的工资非常少，向省地方当局（包括法国地方当局）搞贿赂，乱伐森林，大量捕杀野生动物（那时象牙的销路很好）。后来，我“幼年的朋友”何来恩步其父亲后尘，当然也就成了朗诺的狂热支持者，同时也把我拖入了泥坑。最后，他被他剥削和欺侮的人们杀掉了。朋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