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登上柬埔寨王位几个月之后，弗朗索瓦先生离开我们到越南一所大的中学任教去了。在六年级A班，代替弗朗索瓦先生的是一位更加可爱的老师—卡泽纳瓦先生。他是一位友善的胖叔叔，他那浓密的白发就像一头狮子。我很快就成为他所喜欢的学生。当时曾是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且又是我中学时的好友杜大福，以后在信中很幽默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当国王，我一定能在期末获得优秀成绩，因为我是卡泽纳瓦先生的“宠儿”。
敬爱的卡泽纳瓦先生对我继承王位是如此高兴，以致在我登基那天，他把一节课改为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是我们的老同学”。这次讨论没有能够录下音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如果有的话，对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由于我非常想向我的老师表示敬意，我就利用第一次正式访问西贡的机会，到他在西贡的住宅，向他、他的夫人和他们的漂亮女儿，也是我六年级时的同学——莱特科致敬。我同卡泽纳瓦先生建立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九七九年一月，我的老同学科莱特还写信祝贺我最终得以摆脱魔掌，并在信中写道，她父亲直到临终前还一直在想念我。
的确，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虽然学校里的设备是简陋的，伙食是廉价的。但是，我在这所学校里，却感受到这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道主义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人们敬仰希腊和罗马古代的英雄，不知道什么是个人主义、嫉妒和恶意。在我们学校里，智力差的同学羡慕但并不嫉妒功课好的同学，功课好的同学主动地帮助他们做作文，搞翻译。当某位同学遇到什么不幸时，我们宁可不看电影，不吃糖果，尽我们的力量筹集一些钱来帮助他。例如，我的一位名叫索斯戴纳·勒塞日的法国同学，他出生于印度，当他那居住在外省的父母被越南强盗杀害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大家都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学业，而政治却进不了我们学校的大门。因此，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着兄弟友谊，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不久，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占据了学校，杜大福和其他越南朋友成了反殖战士、亲“越盟”分子，而秀臣也成了“红色高棉”分子……。
在金边的西索瓦中学和其他中等学校以及别的教育部门却恰恰相反，年轻的高棉人几乎不能认真学习。一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客、教师和同学们不断地鼓动，有时还胁迫同学们进行宣传或破坏活动，或把学生拖入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罢课中。其结果是，一小撮具有高年级文凭的人，利用其他人知识平庸，使他们的人民沦为奴隶，并使真正在发展中的祖国倒退了几个世纪。
无理取闹与无结果争论仍然存在于巴黎的高棉“大知识分子”中间。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国家的统一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祖国和即将被消灭的人民得以生存的唯一希望。而野心无止境的社会名流和对理论一窍不通且又爱“钻牛角尖”的知识分子，都置民众阶级的巨大不幸于不顾，干起了分裂国家的勾当，这就是柬埔寨的悲剧。
第7章5父子都成了西贡人
我已经说过，我父亲曾在沙士鲁·罗巴中学读过书。那么他的儿子继承他原来的座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用其名字来命名这所学校的那位法国国务活动家是什么人呢？我翻开《小罗贝尔词典》，上面记载着查士丁尼、拿破仑、撒母耳和普罗斯佩·戴、沙士鲁·罗巴。沙士鲁·罗巴是一位法国国务活动家，一八三七年当选为议员，一八五一年任海军部长，第二帝国（一八三○年——一八六七年）期间他继任海军和殖民地部部长，在这期间他为改组法国舰队作出了贡献，并宣布了对交趾支那的吞并和建立了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制度（一八六三年）。一八六九年任内阁总理。拿破仑三世下台后，他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所学校为高棉培养了两位未来的国王。
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我父亲选学了越南语，他完全精通越南语，这为他和漂亮的西贡女郎的风流韵事提供了方便。在感情方面我没有我父亲那么早熟，我却特别喜欢体育、法式大菜和去市立图书馆，当然我也很喜欢看电影。
二次大战爆发前几年，西贡就已有几家设备很好的带有空调的电影院了（这样的电影院在金边还没有），这就为电影爱好者提供了比在柬埔寨更多的选择余地。每个星期日我都去看美国电影明星克拉克·嘉宝、罗伯特·蒙哥马利、琼·克劳福德、诺玛·沙雷、米尔纳·洛伊、埃洛尔·费林（啊！《布来德上尉》、《林中傻瓜》等）和法国电影明星夏尔·布瓦耶、皮埃尔·里夏尔·威尔莫、米歇尔·摩根、安娜·贝拉演出的电影。如果还有一点余钱的话，我便到卡蒂纳大街（有西贡的爱丽舍田园之称）一家很别致的冷饮店去品尝一下味美无比的尚蒂利奶油点心或杏仁冰激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