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达尔波小轿车驶过窄小而铺满沥青的光滑公路，把我从金边接到西贡。这条路虽经岁月摧残，但依然如故，我宿在车子的一个角落里，像一只被带往屠宰场的羊羔。此时我还没有料到，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所度过的，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富有教益的岁月。
乍一看西贡这所中学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与附近豪华的印度支那总督府相比，这座用栅栏围着的殖民式样的旧楼房，简直是个监狱。金边的西索瓦中学有着充满阳光的大楼，还有宽阔的体育场和田径运动场，而沙士鲁·罗巴中学只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小小的休憩场所。这个凸凹不平的休憩场所，时常把穿着短裤的运动员的膝盖擦破。学校的宿舍、饭厅和盥洗室昏暗而凄凉。然而正是在这个古老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中，我体会到了法兰西印度支那式的集体生活。
这所学校的男女教员都很有能力，并且把自己的职业看得非常神圣，他们对各国来的学生都很有礼貌。
一般说来，高棉、越南和老挝的年轻人都比较聪明，对老师也非常有礼貌。而那些法国青年则好动，喜欢开玩笑，甚至很顽皮。这些特点令我着了迷。他们很快就把我当做朋友，并教会我许多至今仍然使用的俏皮话。不管是聪明还是笨拙的学生，也不管是文静还是顽皮的学生，我们都对老师怀有同样爱戴和敬佩的心情。但有时法国青年也对他们搞些恶作剧。
在二年级A班时，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是一个混血老师，名字叫居德奈，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越南东京人。我们小同学拉里维埃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小淘气。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说：“看，这个家伙的那张嘴脸，和他的名字一样，真是一个翘鼻子”。居德奈察觉到我的伙伴在开他的低级趣味的玩笑以后，也只不过说一声：“拉里维埃，不要出怪相了！”
以后，在五年级A班（主要上拉丁、希腊语课）时，来了一位非常迷人的老师，她刚刚从达丹尼安号客轮下来，名字叫做戈德里夫人。这位金发老师脸上的雀斑使她活像一个小姑娘。她平常很爱笑，而且笑起来时脸上就会出现深深的酒窝。班上所有的男孩子都喜欢她。由于我非常高兴在戈德里夫人的教育下进行学习，所以使我在学年末期取得了最优异的成绩，各科都得十一分（过去我每次只得十分），超过了学校成绩优秀奖获得者——一个名叫杜大福的越南人。在我的数学和其他理科老师看来，这个越南人是鼎鼎大名的，而我这几科是比较差的。但我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英语都很好，法语也不错。当了国王以后，我在河内又见到了戈德里夫人。她与丈夫离了婚，一直过着独身生活。我克制自己不要向她提出嫁给我的要求，这也由于当时我见到漂亮的女子还害羞，而且这个女人又是一个外国人，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我这样安慰自己“法国人可能不喜欢看到我和他们的一个女同胞结婚，而高棉人也不喜欢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成为他们的王后”。
在六年级A班，我们的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老师是一位获得文学学衔的年轻人，名叫弗朗索瓦。这位老师很严肃，佩戴着一副近视镜。他总是“埋头在书堆里”。他也是一个光棍，见到女学生就有点害羞。这是一位一流水平的教师，他的每一节课都讲的非常精彩。我们全神贯注地一字一句地听他讲课，甚至那些既笨又懒的学生，也都能从他那有吸引力的讲课中受益匪浅。受弗朗索瓦先生的影响，我决心以后要到金边的西索瓦中学里教授法文、拉丁文、希腊文。
我并没有放弃体育、音乐和电影，我认为只要获得一个稍高于中等知识分子的古典文学的学士学位就足够了。
在这一时期，我又爱上了一个女子，我的一个富有魅力的同学——埃莱娜小姐。这回我只是不声不响地欣赏她。我的座位在她后面，我偷偷地呼吸着她那薰衣草香型的香水味，而她也时常转过头来让我帮她做练习，即把拉丁文和希腊文译成本国文字。对此，我已感到很幸福了，因为我还处于精神恋爱阶段。我在登上柬埔寨王位以后，没有再坚持下去。
在我就读的沙士鲁·罗巴中学里，一点种族主义都没有。法国学生、高棉学生、越南学生和老挝学生都相处得很融洽。尽管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富裕的家庭，而同学们之间的声援和互助精神都使我特别高兴。同学对上至校长萨勒，下到一般老师都是很有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