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看来，外省出身最低贱的和尚，在“高棉共和国”时期是忠实于我的，而金边大寺庵里的那些大主持们，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却谴责我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同流合污”。他们支持朗诺，认为他是从天上下来拯救他们摆脱西哈努克的压迫和“红色魔鬼控制”的“将来佛”。
在七十年代，一个朗诺的谄媚者说，我和“子民”们接触后，就赶快回到房间里用酒精或香水洗手，还低声抱怨说：“呸！这些农民多么脏呀！”这个指责使我非常痛苦，因为实际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喜欢我的农民。我去各省巡视的时候，许多小姐们和女士们，根据我们这里的习惯，都抢着用带着又长又尖的指甲的手来同我握手，我也把手伸向她们。由于她们很热情，在无意之中被她们的指甲划破了。离开人群以后，我的手很疼，只好找护士涂上一些酒精或红汞，医治一下由于感情流露所造成的皮肤划伤。
我与人民的友好感情可以追溯到我的少年时代。这种友情来源于我父母和我祖父母给我做出的榜样，难道莫尼旺国王不愿在菩萨省德罗边县自己的土地上与农民一起种稻吗？百分之九十的社会名流在职业上要靠我，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受教育方面也要靠我，而在七十年代他们却抛弃了我。而“子民”们却一直没有把我抛弃。一九七○年三月和八月，金边附近几个省的农民，为支持我而勇敢地游行，遭到了朗诺军队的机枪扫射和大炮轰击。
与这些人的人道主义的联系，使我想一直留在柬埔寨。
第6章4一生中最愉快的年代
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不是儿童而成为一个青年了呢？我承认那是在公元一九三六年，即我十四岁的时候。
直到一九三六年，我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由于受到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宠爱，我从来没有丝毫烦恼。我充分享受了幼年时代的欢乐，可能是因为我的星相之故，才使我以后成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加运动员。当我对我的幼年时代颇为留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一个非常沉稳的孩子。除了文艺和体育活动外，我对于功课是不够刻苦钻研的，但上小学时却总是轻而易举地在每个学年结束时都获得优良的成绩。
在我小学毕业后，我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认为我太热衷于课外活动（对电影无节制的酷爱，而且还有其他爱好），多多少少会影响我在中学的课业，因而他希望我能够致力于学业，以便在一生中能够取得成功。
在我国，亲王只不过是一个爵位，而不是拥有权力。安东国王后裔的上百名亲王里，只有少数人有些个人的财富，而这些财富也是可怜的很。其他亲王则只能靠一些体面但报酬不高的职业维持生活，例如：军队里的中士或上士、警官、海关的职员、或商店的职员等（当然，我说的是一九七○年之前，即柬埔寨还是一个王国时的情况）。
因此，我父亲决定让我在他曾经取得优良成绩的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做寄宿生。我依依惜别了经常同我一起游戏的小伙伴。在他们看来，西哈努克并不是一个亲王，而是一个好伙伴。我母亲是个很精明的女人，她曾和我一起阅读三十年代那些对我童年很有魅力的连环画，她让我注意我同邻居小伙伴的关系，就像故事里讲的那样，我很像出身于大资产阶级的比科特，而那些同我一起游戏的小朋友，当然就像出身低贱的孩子们了。我母亲对我说：“你不能再像你十岁时候那样继续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因为你很快就成为青年人了。一个青年人，应该全力以赴地进行越来越艰苦的学习”。我对妈妈说：“可是比科特在班上是最末一名，而我在班上总是第一啊”。我母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呆了一会儿，她才用一种慎重的口气对我说：“你看到了吗？我的孩子，我们的国家是法国的保护国，只有精通法语的高棉人，才有可能在政府机关中找到美差。因此，无论如何，你也要进入拥有最佳法语教员的学校，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
我只能服从决定，但我也有些不高兴。在金边的弗朗索瓦·博杜安中学和西索瓦中学，我看到寄宿生的生活太可怜了，特别是伙食太差，真令我望而生畏。我已经习惯于美味佳肴。
我一生中爱好精美菜肴，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尽管我平时不在父亲那里居住，但周末经常到父亲那里吃饭，我们不但很讲究饮食，而且也很会品尝好吃的东西。如果说我母亲很喜欢高棉菜，包括波拉霍（是一种卤鱼，味道很浓，有点呛鼻子），而我父亲却喜欢法式大菜。我父亲每个月都要花很多钱购买鹅肝和其他精致的法式大菜，去“讨好”居住在我国首都或西贡、河内的漂亮而又容易亲近的高棉小姐或外国小姐。当时担任印度支那政府理事会常务委员、柬埔寨国王陛下的大臣苏拉马里特亲王，每年都有机会到越南的两个大城市（即西贡和河内）小住，因为这两个大城市都建有法国总督的官邸。在这样的大城市里，“花”是不少的，只要你愿意去“采摘”就可以弄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