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举出的法国朋友中，我还应提到老朋友忠实的让娜·蒙，她过去曾任《柬埔寨现实报》编辑部秘书，现在印度的彭地治利；还有原柬埔寨王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法国职员埃尔曼、朱利安、克鲁瓦泽诸先生，他们拒绝为“高棉共和国”服务，这种友好表现，令我永生难忘。
在我最好的外国朋友当中，我要提—提原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科姆·麦克唐纳阁下，他是我所认识的著名绅士之一。我们的交情从四十年代就开始了。对联邦德国的克劳斯·梅赫涅特教授，我是不会忘记的，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演说家和新闻记者，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认识并赏识他的。令我高兴的是，我于一九七九年冬在北京请他吃饭。
如果我不在这里向闻名世界并受人尊敬的美国知名人士——前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表示谢意的话，我将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作为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确是最了解柬埔寨的美国人。他曾不断地努力劝说他的国家政府和舆论界，使他们相信我以前所实行的是民族主义的、独立的、光荣的制度，应该受到支持而不是遭到反对，这是在动乱的地区里保持稳定的因素。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他的看法是明智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被“废黜”以后，这位参议员为了保护我，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反对那些对我的指责和诽谤。对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的态度，我始终怀着感谢之情。
我要向另一位美国朋友——巨商塞鲁士·伊同表示敬意。他一直积极地支持我。我还要向我的朋友L·特洛伊·波雷沃罗致敬，他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给了我非常积极的支持。
请允许我特别提一提我的比利时朋友保罗·德尔贝格赫博士和他的夫人，他们很关心高棉难民，并经常为保护我而出面驳斥在他们国家那些把我当成共产党人的议论。
当代伟大的作家韩素音女士也是我的一位诚实朋友，我们还能经常愉快地见面。
我高兴地在这里向我的伟大瑞士朋友致意。他们是原柬埔寨王国驻他们国家的名誉总领事布里德尔先生和夫人。他曾经写了一篇捍卫我的制度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位大银行家的遗孀泰雷兹·勒鲁夫人和她的家属以及名记者伯赫蒂耶·加兰。
我还要提一提我的美国老朋友，曾是金边的和尚的罗伯特·巴尔兹；我的澳大利亚朋友，原柬埔寨王国驻他们国家的名誉领事、我的得力支持者柯林·普拉特；我的新西兰朋友G·F·米尔兹和我年轻的智利朋友（现已加入澳大利亚籍）朱利奥·A·杰尔德斯。
西哈努克的崇拜者依然有他们的缪斯。二十多年来，开罗的迈朱·开里夫人和波尔多的塞西尔·皮埃尔夫人一直用她们的竖琴为柬埔寨和我本人演奏悦耳的赞美曲。使我高兴的是，最近我在法国见到了她们，向她们的才智表示赞赏，并对他们热爱我的国家表示感谢。
第55章53在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日子里
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我到河内去了。在动身前夕，为吊唁越南主席逝世，我在金蜜殿里举行了一个宗教仪式。虽然胡志明对柬埔寨王国所持的态度一直是不够正确的，但我还是钦佩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热情。胡和我从未谋面。但是，在六十年代，为了感谢我为越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持的立场以及给他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支援，胡主席愉快地给我发来了许多热情的信函和电报。
尽管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越南军队曾在柬埔寨作战，但我仍很想会见这位特殊人物。一九六八年，我很想到北越去访问。胡志明在给我的信中，对我要看望他的想法甚为感动，不过他诚恳地表示，为了免遭可能发生的美国飞机轰炸河内时造成的危险，准备把我的访问时间放到他的政府和人民有可能为我组织盛大欢迎的时候。然而，胡志明的要求，竟使我在他逝世之后才同他见面。
在金边举行的宗教仪式上，朗诺和施里玛达政府派我的堂弟—外交部长诺罗敦·富里萨拉代表政府出席，但他却奇怪地“忘记”派新闻宣传部的电影摄影师拍摄仪式的纪录片。对国家元首主持的仪式，不拍摄成电影给人民看，这还是第一次。幸好我把仪式的各个角度都拍了一些镜头，并于当天晚上由我妻子的妹夫游·班纳嘎把它们串成了影片，以便第二天可以赠送给越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