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支持者之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自由高棉武装部队。一九六九年夏，他们假装脱离山玉成，并向王国政府投诚，集结在我国西部各省乃至金边市里。这些搞假“投诚”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花大钱豢养的雇佣军，在我们的内部起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
朗诺不在的时候，掌握着政府大权的施里玛达企图在政治方面孤立我。各种行政命令不像从前那样呈请我批示，而规定必须呈报首相府，由他们决定是否需要送我，“违者严厉制裁”。他们要把我架空并使我在人民面前威信扫地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在金边召开了一个国民大会。当时在法国的朗农（朗诺的弟弟）指使数千名投诚的自由高棉士兵和他们的密探参加了大会，并要他们伺机进行捣乱。朗诺的大臣们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开放为名，将进出口业非国有化，终止国家对酒和药品等的专卖，允许私人和外国银行开展营业。
这时，红色高棉也在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支持我的经济政策。大多数人民代表也都支持我。那些自由高棉分子怕暴露身份，只好附和多数投票反对施里玛达一伙提出的办法。
会后几天，我因过度疲劳，住进了金边卡尔梅特医院。我的健康情况坏得很快（我当时觉得还是那些老毛病：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减退）。另外，我的同事们也不断地缠着我，使我一会儿也得不到休息。我决定到法国蓝色海岸的格腊斯去，像每两年的做法那样，在那里接受乔治·帕泰医学博士两个月的临床和营养方面的治疗。帕泰博士不仅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实践家、杰出的医学专家，同时也是我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顾问，他与我建立真挚的友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愿意承认，我到格腊斯去接受临床治疗，不仅仅因为我的健康情况不佳。同时是由于某些事情使我感到心灰意懒，如：
——打着人民社会同盟的招牌和在我本人推崇之下，一九六六年大选中，当选的国会议员多数是右派和极右分子，他们都是支持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施里玛达），并企图把我弄得名誉扫地的阴谋诡计的人。
越南共产党在他们渗透进来的一些地方（如腊塔纳基里等地），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作为一种义务，都在更多地援助我的对手——红色高棉。
我的至交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也积极支持红色高棉。
我依然认为，并不像我的朋友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所想像的那样，认为由于他们被财经和政治“综合症”所困，施里玛达之流会自己垮台的。我非常郑重地建议组织一次“公民投票”，让人民群众在支持或反对西哈努克的问题上自由地表态。
朗诺和施里玛达一伙感到恐惧，他既不愿意搞公民投票和召开国民大会，也不愿意搞民主协商来让我国同胞在当权的叛逆者和我之间进行选择。阴谋分子们告诉我，他们准备派前首相严森波和前首相、我的叔伯兄弟诺罗敦·康托尔来同我“谈判”。主要是要我放弃人民协商，他们交换的是每月发给我终身年金一百万瑞尔（相当于十万新法朗）。我不能接受这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勾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谈判对手”说：请让我出去吧！
朗诺、施里玛达一伙于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通过恐怖的国会废除我的职务的同时，还禁止我返回柬埔寨，并还威胁各航空公司说，将没收接我回到（金边的）波成东机场或暹粒机场的飞机。政变以后，从消息灵通的记者T·D·奥尔曼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和十八日、九月十八日）《卫报》上的文章，我才知道，如果我不顾禁令，我将在下飞机的时候遭到绑架或暗杀。这是朗诺给那些“无限忠于”军事政变的亡命徒所特别签署的一道军事命令。
国民议会一位女议员的第一手证词，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她详细地记述了在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时候，为什么她的同事们和她本人只能投赞成废黜我的票，而不能作别的选择。这位证人是方炳祯夫人，在我们政府中曾两次出任大臣，她的丈夫方炳祯先生也任过我的大臣。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成功地离开了金边，并到北京投奔我。他们是我的忠实合作者和朋友。
方炳祯夫人的证词如下：“三月八日，在朗诺政府的命令下，柴祯、占知、磅罗、龙杜和罗梅赫（都是靠近南越边界的地区）爆发了有当地群众参加的中小学生的示威游行，反对住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人。他们拿的小旗上写着‘国父亲王万岁！’、‘越共滚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领土’、‘杀越南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