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内，范文同总理安排，首都主要电影院连续许多天放映了这部短片。人民群众和青年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前去观看，在这部影片里，他们看到了他们的主席的巨幅照片安放在高棉金銮殿前面；高棉国家元首点燃蜡烛，并对着这幅遗像进行祭奠；庞大的僧侣团诵经拜祭超度亡灵；身着民族服装的朝廷要员们恭恭敬敬地聆听和尚诵经；穿黑色衣服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柬埔寨大使及其全体同事们也都按着高棉的礼节合十，静听这段消灾经。
第二天，在我的夫人、诺罗敦·富里萨拉和他的夫人以及其他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我乘坐柬埔寨王家航空公司四个引擎飞机，由波成东机场飞往河内附近的嘉林机场。机组人员全都是高棉人。我离开波成东时，朗诺未露面，副首相施里玛达代表政府去给我送行。我的金边到河内之行本是官方的，但却变成了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柬埔寨，施里玛达集团向全国宣传说我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是私人性质的，而且是十足的叛国行为。
与此相反，我抵达嘉林的时候，受到了北越政府和河内人民群众非常热烈而隆重的欢迎。虽然全国人民沉浸在“丧父”般的巨大悲痛之中，但他们还是动员了那么多的人……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我。河内妇女长得很漂亮，衣着整齐大方。这使我在这个处于战争状态的贫穷的共产党国家里感到意外的舒适。政府方面，他们安排年事很高的共和国代理主席孙德胜（八十多岁）到我的飞机舷梯旁边来接我。他个子矮小，身体稍胖，头上长着稀疏的白发。有人打着黑色小阳伞，为他遮挡强烈的强光。他周围的人，除神秘的人物——党的第一书记黎笋之外，民主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到我的住地来向我表示诚恳的敬意。讨人喜欢的孙德胜主席用力拥抱着我。这位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老战士依然“精力充沛”。
范文同负责全程陪同，是我在河内期间的伙伴。见面时，他先是施了地道的高棉式的“合十”礼，然后紧紧地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这个既风趣又有才智的人，却在一九八○年用法语发表电视讲话说“西哈努克嘛，他已是过了时的人物，我没有必要再同他谈。”
就这样，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我继续多年的“支援”；另一方面，我是惟一来参加胡的葬礼的外国国家元首。所以，包括黎笋在内的越南领导人竭尽一切可能来讨好、亲近我。作为他们的任务，他们更以“兄弟般”的情谊接待了老挝“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和南越的领导人。在极大的悲痛笼罩下，高棉人、越南人和老挝人处得还不错。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主席长征甚至还恭维我的妻子说：“夫人，你的美貌真动人！”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好外交家。真正羡慕莫尼克的，还有莫边府的英雄，著名的将军武元甲。他的个子比我还小，然而我不能不说的是，他比索米尔少尉还活泼。他不断地向我的妻子献殷勤。非常敏感、聪明和有教养的武元甲夫人接待了高棉第一夫人。
德古海军上将还健在的时候，我曾经到过河内。这是一个非常漂亮、雅致和干净的城市。一九六九年的北越首都还有几个市区保留着一些过去的魅力。但在共产党管理之下，已变得破旧和衰老了。有些市区人口拥挤，而且很肮脏。这使我很扫兴，也使我急切地邀请范文同、武元甲等人访问“我的城市”。在法国保护时期，金边还只是一个小镇，而河内当时已是举世瞩目的大都市了。
一九六九年，金边达到了鼎盛时期。即使那些对我的中立政策怀有敌意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记者也不得不报道说：高棉首都已变成非常漂亮、整洁而且富于魅力的现代化大都市。我说，北越领导人是一些较早“开放”的“法国化”类型的共产党人，不能不到金边去游览，看看那里的新大学、国家剧场、奥林匹克运动场，还有受到美国人赞扬的城市规划。这时，朗诺和施里马达却另有打算……。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胡志明的事吧。我向胡志明那已涂了防腐香料的遗体献了一个具有柬埔寨风格的大花圈。他的遗容，尽管已变得蜡黄，但依然使人感到和蔼可亲。这是经过严肃艰苦生活的面孔，下巴还保留着越南或中国文人式的一撮胡须。
礼宾司给每一位外国代表发一条红臂章用来代替黑纱，而别的地方都是用黑色的。我们代表团婉言谢绝佩戴红臂章，因为我们每个男团员都已穿上了我们民族的孝服（白短上衣和裙子），并戴上了黑纱。越南礼宾官劝我接受他们所给的红臂章。我拒绝了他，并解释说，对我们高棉人来说，黑色配上白色才是服丧的颜色。我们的太太全身着黑色服装，男人们的裙子也是黑的。范文同对我说，我已为我的代表团做好了准备，而其他代表团来时没有做这个准备，因此才发给他们红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