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吊唁簿上，我激动地颂扬胡志明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者，是第三世界一切爱国者的典范。
我很快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大街上，群众自发地为我热烈鼓掌并围拢在我周围。我的汽车（苏制的豪华的汽车）所经过的地方，群众充满感情地高呼“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因为我摇下了车门上的玻璃。许多人还像孩子般地自动从车门拉住我的手，他们都激动地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在我离去之前，范文同、武元甲和长征都对我说，对我吊丧他们已故的民族英雄，越南人民及其政府将永志不忘。确实如此，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他们帮助高棉抵抗力量把反对美国和反对朗诺的斗争进行到底，这场斗争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当他们的军队入侵波尔布特——英萨利的柬埔寨之后，他们再也不愿听到西哈努克的声音了。
再回到胡志明的葬礼上来。中国总理周恩来想回避与苏联政府首脑柯西金一起参加葬礼，他比我早两天到达河内，而且很快就回去了。
在参加胡的葬礼的时候，在礼宾安排次序上，我被排在柯西金总理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崔庸健前面。在他们国内，崔是仅次于金日成元帅的第二号人物。
黎笋宣读了胡志明的长篇遗嘱。在这个长篇遗嘱里，胡主张各兄弟党必须加强团结，避免相互间的争论，因为这样做有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以及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事业。读遗嘱时，范文同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特别注意，也由于他的哭泣受到了全世界的非议。他像小孩儿一样地大哭，真是悲痛欲绝。他是胡志明的忠实信徒。像对范文同哭泣的回音一样，千万个男女青年和成年人都谈论他感人的忠诚，这使我不难理解他的至深悲痛。
请允许我引用几段不那么忧伤的记录来结束本章：
范文同（他的夫人因为病重，从不公开露面）、长征（及夫人）、武元甲（及夫人）、外交部长阮维祯（及夫人）、后来接替阮维祯的阮基石（及夫人）为充实我们在河内的生活，先后宴请我和我的夫人。后来，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他们都成为我亲密的朋友。尽管是服丧期间，他们的宴会仍在非常热情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但是，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歉意，我吃不了越南菜。在这一点上，我获得了一个（小的）胜利：我的主人——越南领导人给我另外准备了法国菜，是四十年代给法国人做过饭的老厨师做的。
让·桑德尼代表法国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他因一九四六年同胡志明举行无结果的谈判而出名，但他取得了胡对他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信任和好感。他在葬礼后的第二天就急忙赶回法国。在我的友好邀请下，让·桑德尼先生乘坐了我的飞机。在金边，他乘了法国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波音飞机去巴黎。
在我离开河内的时候，孙德胜主席到嘉林机场为我送行。这个人生命力很强，一九八○年四月才逝世。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我经常被邀去看望他，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直到最后，他的头脑始终非常清醒。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是从在法国邮船公司西贡—马赛航线的客轮上当水手和厨子开始自己的生涯的。正如他在一九七○年对我说的那样，他那时是为了“发动反对殖民主义”。同比他年龄小的范文同以及许多北越其他领导人和干部一样，孙德胜也曾被关在昆仑岛上的苦役犯监狱里。当时，他的隔壁正好是两位高棉“抵抗战士”的单人牢房。此二人就是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巴春先生和阿渣汉鸠。
毫无疑问，孙德胜主席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但是，外表可以迷惑人，就像范文同那样，自一九七九年开始他也揭掉自己的假面具，成了独立的柬埔寨不共戴天的敌人。
第56章54我是怎么被废黜的
在前一章里我已说过，当胡志明主席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初逝世的时候，我决定在王宫里举行一个宗教仪式来悼念他的英灵，因此遭到副首相施里玛达亲王的强烈抨击。接着，我又决定亲自去河内参加越南伟大爱国者的葬礼。我很晚才知道，我的飞机刚起飞，施里玛达便转向他的同伙说，现在是罢黜我的最好时候了。他肯定地说，我的这次旅行是不恰当的，当时越共和越盟的部队还非法地占领着柬埔寨的部分领土。
朗诺由于他的妻子刚刚去世，况且他还没有就此求签问卜，所以主张另择有利时机。不久，朗诺因意外事故肩部受伤，住进了美国人开的纳伊—戍尔—赛纳医院里。就在这个医院里，他们的阴谋确定出笼了。在朗诺周围，许多装成病人的美国专家，被接受为政变的技术顾问。在同这些人密谋之后，朗诺天天打电话，把方法告诉施里玛达和金边的其他同谋者。为了保证这个行动不至于破产，朗诺将军想事先争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