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重申，“子民”亲眼看到了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自一八六三年法国对柬埔寨保护以后就已废除。如果说那个时代以前的先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真挚的热爱、保护和服务于他的臣民，然而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开明的专制政府”。
由于我拒绝让沙文主义思想（很奇怪的是有这种思想的人经常自称“左”派）来摆布历史，我只承认一八四年诺罗敦国王与法兰西共和国高级代表签订的条约。虽然这个条约贬低了诺罗敦国王，使高棉国王成为法国政府的一个傀儡，但这个条约也有一个功劳，它使柬埔寨从封建社会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法国模式的，符合柬埔寨佛教国家特点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现代化国家，柬埔寨的男人和女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农民得到他们所耕土地的证书。农奴制和耕地占有制的封建制度已于一八八四年被废除了。
在弗郎索瓦·博杜安学校里，我和过去“农奴”的孩子们同坐一条凳子学习。我和这些孩子一起劳动、一起玩耍。以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西贡的沙士鲁·罗巴中学读书时，结识了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和女儿们以及高棉“封建主”的孩子们。在他们中间，我可以举出三朝首相秀先生的后代，直到一九七五年，秀家族一直是柬埔寨最资产阶级化和最贵族化的家族。如果秀首相的个别孩子们，如秀臣、秀木和秀蒲拉西等在波尔布特“政权”中成了真正的无产者、“贫苦农民”的儿子，那么，我就无话可说了。
很显然，由于我父母、我的祖父母既不是“民主派”，又不是蛊惑人心的人，所以他们并不鼓励我“到人民中间去”很好的了解他们。但他们知道王族对人民群众应尽的义务，而人民群众无论在朗诺“共和”时期或波尔布特共产主义时代，对王族的忠诚却始终不渝。这些制度的掌权者们对柬埔寨的君主制和西哈努克本人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子民”与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社会联系，但任何荒谬的指责都割不断这种联系。
我记得在二十年代，巴特老外婆经常接待男女农民的来访。这些农民自动的给她带来田地里生长最好的稻谷和农产品。这已经不是封建君主和奴仆之间的关系了，因为这些农民是他们土地的唯一主人，而我曾外祖母却不是地主。这是忠厚的人对一位老妇人的一种朴素的感情，这些农民也钦佩她对佛教的虔诚。当然，巴特夫人这样的人并不知道“不许剥削人”的原则。她也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她更想不到将会有一天在柬埔寨建立所谓“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她只知道忠于佛教的教义。
我痛心地发现，一些柬埔寨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越不忠诚。而最贫困的高棉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机会主义”，却认为不做随风转向的风向标才是高贵的。
一九七○年，朗诺发动政变以后，我的母亲—西索瓦·哥莎玛王后被武力驱逐出王宫。从此她被禁闭在一座很普通的别墅里。我的同胞如果胆敢去探视，他们就要受到那些“新共和派”的严厉惩罚。过去宫廷中“达官贵人”的夫人们，在我母亲显赫的时代都曾发誓效忠于她，而现在却都回避了，甚至一些夫人们，为了讨好新主子，竟在公众面前称我母亲是“老婆子”或“叛徒西哈努克之母”。但在这个时期，首都一些贫苦妇女却偷偷地募捐，把很少量的钱寄给她们称之为“王后”或“国母”的她。尽管有朗诺警察监视，靠近金边的一些省份的不少农民，仍定期给我母亲送去一包包的大米。我怎么能不爱这些人，而又怎么能鄙视这些人呢？曾外祖母巴特夫人和我一样爱这些曾为她做过好事的农民。
至于年轻的西哈努克，王后想让他熟悉身穿黄色袭裟（因为佛祖和他的弟子们穿着像黄土一样颜色的长到脚面的袭裟，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传经讲道）秃头的和尚。和尚们很熟悉去巴特夫人居住地方的路。这些和尚吃去了我母亲个人微薄收入的一大部分。由于她想通过做的善事为来世积德，不但每天养活十几个和尚，还经常赠与他们一些用于宗教活动和生活上的小礼品，诸如大蜡烛、夹香用的筷子、肥皂、牙刷、牙膏、浴巾、本子、铅笔、蘸水笔杆以及一些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