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党的政论家们毫不犹豫地写出了如下的号召：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要求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必要的、健康的和平等的社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被剥削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
“革命党人应该经受一切考验，经受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和当权阶级所造成的一切苦难”。
“这些苦难不是永恒的，革命必须像马克思和列宁时期的共产党那样去战胜它们”
“尽管这些帝国主义走狗们指责我们是红色叛国分子和左派破坏分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丧失勇气”“决不应该屈从于当前的当权者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大家都成为一个坚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也不要过于相信西哈努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的。”
“表面上似乎是风平浪静的柬埔寨，需要进行一场反对在国内横行霸道的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正在任意地虐待进步分子和知识分子。”
“为了革命事业，每一个党员在斗争中，都应该保持冷静。”
因此可以说，对我国红色分子来说，为了马克思列宁的事业，必须同时考虑他们自己祖国的安宁与和平。
一九七○年三月，朗诺分子说，有几千名所谓的“西哈努克反对派”被西哈努克“关押”起来了，这和所谓的西哈努克“屠杀”红色高棉知识分子，同样是一种诽谤。我在我的报纸上所肯定的东西，已被一些生动的事例所证实了：交趾支那的柬埔寨人、药理学教授、生物学家石端先生，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有幸地生活在柬埔寨这个复兴时期，我才能满怀激情地参加我们祖国的改革。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学的职衔这完全由于人民社会同盟长期有效地执行了国家建设的政策。请允许我向您——尊敬的国父亲王、现代化柬埔寨之父—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的《日内瓦日报》上，让·巴雷再一次地用这样的词汇强调指出我党和我本人在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西哈努克连续不断地为人民社会同盟的最新成果举行落成典礼（邀请了外交官和记者）。其中有：一所规模很大的技术大学（茶胶、贡布）；马德望的一个机场和一家工厂；金边的一所很大的大学和一座宽敞的国家剧院；西哈努克城的一个炼油厂、一个啤酒厂和一家大旅馆。西哈努克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要持续几个小时。他曾在金边奥林匹克运动场内主持召开了有十万年轻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博得了阵阵的欢呼。他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
曾在柬埔寨生活过的法国人让·克拉沃德夫妇，一九六八年在巴黎地区的一家报纸上提到，在放弃美国援助之后，我们国家还在继续进行国家建设。他们帮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当我们在法国度完六个月的假期之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回到柬埔寨时，这个国家刚刚宣布放弃美国援助。有许多专门预卜祸福的预言家们说，灾难即将来临，‘三个月之后，柬埔寨将要重新回到石器时代。’然而，这个国家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按照自己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竭尽全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柬埔寨只有一个方面是落后的，那就是盗窃、凶杀和土匪。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此并不抱怨。
一九六八年，保罗·格兰姆斯先生对人民社会同盟的柬埔寨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在《费城晚报》和《星期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自己说是要尽力做到“准确地、诚实地和客观地来报导”。下面我引用了他用英文写的这篇文章中的一段：
“金边是一个拥有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在不到十五年里，作为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把这个不引人注意的法国殖民地时代的后方，变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国都。它的主要街道都是用柬埔寨历史上杰出人物、友好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知名人士，如戴高乐和毛泽东等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与其它亚洲国家首都相比较，金边比较安宁，秩序井然，对美国人也很友好。在许多西方人眼里，西哈努克变化无常，在两个大阵营之间采取了左右逢源的立场。但柬埔寨人和许多了解内情的西方人观点是，他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他从未背离过这一点。为了让他的六百二十万人民强大和统一起来，他建立了数百所医院和学校。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把这个沉睡的滨河城市变成了现代化的国都。许多公路设施都有利于农业和大森林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