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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柬埔寨在训练学生进行组字运动方面，仅次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亚洲最先进国家之一。
优秀作家兼著名的《体育运动队》报赫赫有名的记者居伊·拉戈斯对这次运动会作了热情的、令人惊叹的描述。“开幕仪式非常隆重。规模之大，令人赞叹不已。整个过程的组织工作井井有条。大型团体操异常优美，这在欧洲是难以想像的。两万名少年组成了彩色图案、人物肖像、镶嵌艺术等栩栩如生的画面。开幕式持续了四个小时，一直到了天黑，接着是盛大的、令人难忘的、五彩斑斓的焰火晚会。体育场挤满了十二万名观众，真是叫人赞叹不已！”
居伊·拉戈斯的文章的结尾写道：“最后，是规模巨大的闭幕仪式，色彩缤纷的焰火，欢腾的人群。各国代表队友好地混杂在一起，他们互相拥抱，有的还跑到主席台上拥抱西哈努克亲王。他们唱歌，跳舞，像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一样，尽情享受着生活的乐趣。”
三洛发生过群众暴动吗？
“三洛事件”引起很大轰动。它已成了某些外国人用来编造传奇故事的材料。恕我冒昧地说，它已经被编入我执政时期的历史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当我在法国治病的时候，马德望省南部三洛地区居民中某些人，进攻了王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营地和省保安队的一些小据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像多次被一些外国人所说和所写的那样，它是一次“高棉农民暴动”，是一次矛头指向我们的“扎克雷起义”呢？
我并不否认朗诺担任首相时，一些政府代表在这个地区犯了错误。在四月底，我要求朗诺辞职，撤换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组成了一个“特别政府”。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局势就稳下来了。但是，我坚决否认这次事件是一次“群众暴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我党的机关报上，关于三洛事件是这样写的：“马德望省这个地区的人民一点也不苦，像所有边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每户约有二至五公顷土地）、完备的住房、足够的耕畜、家畜、农具和种子。我相信，像柬埔寨这样给农业小生产者做这么多的事情，在世界上还是少有的。另外，这里公路四通八达，还建有了学校、医务所和合作社。在这样的条件下，是绝不可能发生扎克雷起义的。但是，这个省曾被越南占领许多年，而且越南当局一直注意向某些人灌输他们的思想，并同这些人从未间断地保持着联系。就是这些人手里拿着武器，并配备了一些离开讲台的教师和“失踪”的议员为干部，对群众以死相威胁，迫使他们离开村庄到深山老林里去生活。”
对于三洛事件，我要向读者们谈谈我的看法：
1)在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惹起农民们的不满情绪，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何况这些农民是我最忠诚的拥护者，他们直到一九七九、一九八○年仍然不顾一切地继续支持我。
2）一九七○年，当朗诺发动政变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优秀分子”争先恐后地抛弃了我，而这些农民却为我而起来反抗，直至倒在朗诺军队的机枪口下。
3)不管红色高棉的“辩护士”们怎么说，实际上，一九七○至一九七五年的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后来成为“革命军”），是由于亲西哈努克的农民们的不断加入才能得到补充和壮大的。
4)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间，到泰国难民营采访的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都承认我的绝大部分同胞仍旧坚定地拥护我。
青年、知识分子和我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即我被朗诺分子罢黜前几个月，我在位于王宫前四臂湾上的“浮宫”主持了传统的送水节。事毕，当我离开那里时，数万名年轻人向我热烈欢呼，挡住我的车路，并跑过来拥抱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这样地对待我的继位者—共和分子。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间，当我探望在法国避难的同胞们时，我高兴地察觉到在那里避难的知识分子，有百分之八十全力支持我，还和从前一样地热爱我。但是当时，只要有一小撮文人通过宣传工具批评我，“观察家”们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青年人和优秀分子当中，我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这种思想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很久以来我就是这种思想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