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针对高棉共产党（人民派）指责我虐待知识分子和进步分子的问题，我在我的党报上进行了辨别。我着重指出：
有些人，当他们在巴黎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山玉成的党或越盟组织，他们公开反对王室和国王，粗鲁地辱骂王室，甚至宣称要废黜国王。
回到柬埔寨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更没有被关进监狱。
还是这些大学生，在一九五五年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和人民派，反对王室西哈努克。他们对青年和人民说：“你们不能投人民社会同盟的票，因为它是为君主制度、王公贵族及其代表们卑鄙的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
他们还说：“君主制度是卖国的。就是这些君主们，从诺罗敦到西哈努克都向法国人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他们还接着说：“即便是现在，王国政府把人民经过斗争、流血牺牲和通过日内瓦会议获得的民族独立当成廉价物，出卖给了美帝国主义。”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们投人民社会同盟的票，它将同样会把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获得的中立出卖给美国，人民将同在黑暗的封建时期一样受到压迫，青年将会陷入极端愚昧的境地”。
在这帮大肆侮辱和诽谤王室和王国政府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受到追究。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些粗野的批评家们，在一九五九年，人民社会同盟还让他们当了议员和大臣。
请我们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们作出回答，在非洲和亚洲其它中立国家或者在共产党国家里，他们能让反对派知识分子随便批评和指责已经确立的制度吗？能像人民社会同盟一样，为了“酬劳”这些人而让他们当议员，或大臣吗？
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情况当然不一样，他们用烧毁学校的办法，来惩罚那些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的大学生。有的国家，甚至把佛教僧侣关进监狱。
唯一被人民社会同盟捉进监狱的知识分子，是山玉成的忠实信徒游扬先生，因为他犯有叛国罪。但游扬先生承认，监禁他的监狱所执行的制度是非常温和的。他可以接见任何一个他想见的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内，而且还可以继续在法学院学习。虽然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很快得到了国家元首的赦免，而且是带着法学博士文凭出监狱的。
在人民派看来，“左派”知识分子受到了人民社会同盟的虐待。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人民社会同盟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待遇。
胡荣、符宁和乔森潘先生是继农顺之后，被磅湛和桔井的小红色分子们推举为他们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但一直没有被追究。人民社会同盟还让他们当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虽然选民多次向国家元首提出异议，要求取消他们的权责（特别是对胡荣先生更是这样），但他们还是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运动确定为国会议员。
《电讯报》等进步刊物，从未被封闭。它们的领导人都被安排了很高的职位。狄秋根是政府新闻社社长。周成多次担任大臣以后，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是国家元首的左右手），成了领导集团中最有影响、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
在政府内阁中，有很大一部分职位都安排了年轻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当中，苏南和周索等人，如果不是“红色”，也是“粉红色”的，根本就不是西哈努克的“亲信”。许多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担任着最高的行政职务，仅从教育界方面来说，他们是公立中学的校长，学院的院长，甚至是大学的校长。
目前，国家元首正在强调要发挥“年轻”知识分子固有的作用。他们已经占据或将要占据大部分的经济要害部门、国家机关以及城市警察署。我们并没有只限于资本家阶层。
访问过我国的法国、日本、印度、中国等的政治家，对我国把重要的职位交给年轻人，表示惊讶和赞赏。他们说，这在他们国家还没有做到，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也还没有做到。
人民社会同盟是非常宽容的，它甚至尊重拒绝承认它的人。即使是我本人，也还和共产党的高棉学生联合会热情地互换贺信。如果这些大学生属于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话，他们就会被召回国内受审，如果拒绝，他们的护照就会被吊销，也可能被取消国籍。
尽管我们的做法没有丝毫错误，但人民社会同盟还是被人民派说成是青年人、知识分子的最坏的敌人，尤其是进步人士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