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在西方我只能同私营企业谈生意。这些私营企业不但没有给我赠送“礼物”，而且还险些把我的片子的商业价格下降到最低限度。几年以前，新加坡的一家公司愿意出一千英镑，按当时币值相当于柬币十万瑞尔（或者一万法朗）向我购买《快乐的森林》这部片子的制片权（全部的，无限期的）。这家公司还（慷慨地）提出，如果出现亏损的情况，完全由他们负担。然而，仅仅在金边，《快乐的森林》就给我带来了二百多万瑞尔！
这些波折并不意味着我的片子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即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柬埔寨。事实上，我的片子越来越多地在外面流转，只是没有在商业圈子罢了。我的片子越来越多地被送到盛大的联欢节上放映，特别是在“非竞赛性”活动中。
我的长片子《快乐的森林》、《小王子》、《吴哥阴影》、《黄昏》都曾在莫斯科、塔什干和新德里的联欢节上放映。《快乐的森林》在世界上流传，首先是在布拉格，然后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为巴勒斯坦难民募捐），雅加达（共三次、其中二次是公映）、美国（在一些大学里）。在莫斯科，《快乐的森林》获得了苏联作曲家协会颁发的音乐奖，并和《小王子》一起在香港节日期间上映。《小王子》还被推荐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我相信《黄昏》也同样会被推荐到那里去。
我的短片成功地参加了欧洲国际电影联欢节（并获得了重要奖）。
所有的影片所带来的只有对柬埔寨的尊重和钦佩，因为这些片子只是为那些能理解它们的人放映的，他们是：西方和不结盟国家的优秀人物，社会主义国家中那些有艺术修养的领导人和劳动者。另一方面，这些片子要么是免费放映，要么就是用来作为文化交流而放映，再就是为友好国家的社会福利而组织放映的。从流通和经营的角度来讲，我的片子要比重商主义强得多。重商主义仅仅是让那些没有教养的付了钱的观众对他们的片子进行侮辱。
总之，我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要么使我的片子在有限的国际范围内流转，这样做可以替柬埔寨带来了值得注意的利益；要么让我的片子广泛地进行商业性的流转，但这种做法将冒着有损于我国尊严的危险。我当然选择了第一种。这种选择虽然限制了我同广大群众的关系，但却可以使我接触到那些优秀人物，并且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了我国的最大利益，争取到了群众。
像《黄昏》这样一部会招来批评的片子，也得以在世界各地更多地流转。
这些片子受欢迎的情况如何呢？在美国，由于政治原因多于艺术的原因，所以总的来讲，情况非常差。在法国，意见是不一致的。请允许我摘引杰出的、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家让·德巴隆塞里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金边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之后发表的：
“金边，……十二月×日电一一在四臂湾之滨，即在浩瀚的湄公河和洞里萨河汇合处，金边一座新建的剧院拔地而起，很多城市对柬埔寨首都的这家剧院只能望洋兴叹。这家剧院的使命就是为一切艺术服务。为期三周的金边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就在这里举行。
开幕的那一天，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北朝鲜、蒙古、菲律宾、古巴、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的代表同他们来自东欧或西欧的同志们、朋友们并排走来。三个沉默寡言，表情严肃的人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东西两个德国的代表相互生硬地点头致意。大家窃窃私语，嘲笑柬埔寨的抽签方法，着一点儿把以色列的短片同埃及的长片编排在一起……。由于忠于它的中立主义，柬埔寨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有各种国家代表出席的电影节。
随后，大厅里暗了下来，银幕上显出了片头字幕：《吴哥阴影》：‘编剧、导演：诺罗敦·西哈努克’；‘领衔主演：诺罗敦·西哈努克’；‘音乐：诺罗敦·西哈努克’。场上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尽管光线昏暗，但是所有的目光都朝向同他夫人坐在前面包厢里的那位还比较年轻的人。
在金边，人人都知道对十五年来掌握柬埔寨命运的西哈努克来说，电影远远超出了业余爱好，已经不像别人打高尔夫球那样，仅仅是为了娱乐。他对电影的爱好是认真的，而且‘专业’已经最终取代了他身上的业余爱好。他说道：‘作为柬埔寨的第一公民，我应该从事各种职业……有一天，我似乎觉得关心并领导我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多种形式的艺术活动是柬埔寨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