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出身的巴特夫人嫁给诺罗敦国王众多的儿子中的一个—一哈萨甘亲王。我的母亲哥莎玛公主（后来的王后）是哈萨甘亲王和巴特夫人外孙女。因为她的母亲很早就已过世。她是在巴特夫人抚养和教育下长大的。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我的曾外祖母想把西哈努克这头“小狮子”培养成为柬埔寨未来的阿育王（印度皇帝，印度佛教的保护人）。从五岁起，当时还是个顽童的我，却要开始遵守佛教的五项戒条。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做了其中最容易做到的—条，即不撒谎，或称不妄语。但是，其它四条，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和不饮酒，也都压到我的这个娃娃的头顶上来了。在斋日的时候，由一位和尚口授之后，我即能背诵这些信条，至于它们的含义是什么，我就不理解了。
巴特老外婆去世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在为她举行葬礼的时候，我受命当了二十四小时的和尚，或称为“小僧人”。作为和尚，我必须戒忌晚餐，人们只给我送来一些糖块，这就会使我心满意足了。我的曾外祖母被火化的第二天，我便脱去黄袭裟还俗了。
接着，我的父母又把我交给了祖父母。我的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是个文人，他试图让我对高棉文学产生兴趣，但我却热衷于同邻近的小孩们踢足球。在柬埔寨，王族的孩子同平民百姓的孩子之间，相处得很随便，并没有什么隔阂。
我在前面已说过，我的母亲——美丽的哥莎玛公主（直到晚年，她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是莫尼旺国王的爱女，因为我是独生子，所以我的外祖父对我特别宠爱。遗憾的是，他经常被近六十个嫔妃缠住，不能对我进行教育，但他对我显得非常宽容。我小小年纪就能组织起一个小剧团和一个小乐队，还资助了一个少年足球队。
我在这个家庭里受到了艺术方面的熏陶，而且至今也没有把它抛弃。我音乐爱好是受父亲的影响，他是优秀的萨克斯管和笛子演奏员。父亲大概想把我培养成小提琴手。但很可惜，我经常旷小提琴课，一心想成为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萨克斯管演奏员。相反，我对笛子毫无兴趣，却被黑管迷住了。
我的爱好戏剧，是我祖父苏他罗亲王熏陶出来的。倒霉的是，王室里以写佛教著作或以巴利文与梵文著书为自我安慰的达官贵人们为了消除疲劳，一到晚上都要带领全家人来看剧，这就不可免地要来看小西哈努克……。
我对电影的爱好达到了着迷的程度，这完全是我父亲和母亲所造成的。他们虽然没有对我进行训练，但他们每星期六晚上都带我去看电影。我们最喜欢的明星是玛琳·黛瑞西和莫里斯·谢瓦利埃。
至于体育方面，起初是同邻近的小孩，接着是同我们那一片的弗兰索瓦·博杜安小学校的同学，后来又同西贡沙士鲁·罗巴中学的同学一起练。这样，在较长的时间里，我成了足球、篮球、排球的爱好者，也练过骑术。由于坚持了这些“爱好”，我保持了身心的均衡发展，也因此使我能承担沉重的任务和坚持繁重的日常工作。
有些人对一个国家领导人也需要给自己留出一点消遣的时间不理解，所以他们说或写道：“西哈努克是一个不称职的国家元首，但他是一个高棉音乐的好作曲家。”是不称职的国家元首吗？我的人民会对此作出评价，他们不认为我是不称职的，从一九七○年以来，他们大多数人都要求我回去工作。至于好作曲家嘛，我想，是不坏。令我非常激动的是，我听说流落国外的同胞们普遍地转录了我所写的歌曲，并在晚间共同欣赏，借以回忆高棉人可以欢笑和歌唱的那个时期。
第5章3子民和我
在我讲到人民最低的阶层时使用了“子民”这个词。人们这样谴责我：我有“王族的傲慢”，或者说我有“优越感”，有人说我有“父道主义”，而这些指责违背了大部分（在我看来这也是最有趣的）高棉人民的意志。是“傲慢”还是“优越感”呢？高棉的平民阶层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同时也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父道主义”？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怀有一种像对自己子女一样的感情对待始终忠于高棉的百姓。我们历代国王都怀有这种感情。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一直依靠人民，同某些“大国”的野心和阴谋斗争。
我国的农民从内心接受我称他们为“我的孩子们”，而他们亲切地称我为“国王父亲”。我和真正勤劳、正直和忠诚的人民从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很接近，而过去那些大部分高棉政治家，现在却变成了阴谋家、堕落分子和被人看不起的人。这些人根据耶稣会创始人的说法，把所有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都处死或慢慢的折磨。那些非常能够蛊惑人心的政客们满口是“人民”，他们以“人民”的名义讲话，以“人民”的名义行动，以“人民”的名义盗用公款，以“人民”的名义屠杀他人。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像“人民”是属于他们的。我对这一尊贵的名词正在被滥用而感到遗憾，所以我称那些真正的人民为“子民”。苏联用“老百姓”这个词来指最普通的社会阶层，对此没有人找茬儿同苏联吵架。在我的嘴里，“子民”并非贬义，而是一个亲切称呼。我把追求特别待遇和权利的政客阶层同那些爱我而又从来没有从我处得到过金钱和荣誉的人区别开来。这些政客都非常会讨我的欢心，他们自称是“里亚多搭兹”，而这个词译成法文就是“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