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收了大约一半的欧洲学生加入组织后，孙中山认为回日本的时机成熟了。他有了显著的成果给别人看。感谢这些学生们的慷慨解囊，使他有了这次旅行的路费。然而更有意义的是，他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前一年他曾为美国的公众写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现在他尽力得到法国的支持。三年前他曾同韬美谈判，这个人现在已不再是法属安南的总督，但是通过韬美，孙中山有可能找到一条通向殖民部长以及新总督的通道。当孙中山呆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等待谈判结果的时候（他改善了的经济状况使他不必再住学生宿舍了），他遭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对新成员的信任发生动摇，并差一点毁掉了他掌握学生运动的全部计划。
两个柏林的学生在宣誓参加革命组织后又害怕了，跑到巴黎向他们的政府监护人悔过自新。另外两个堕落分子邀请孙中山吃午餐，趁他不在的时候，柏林的两个学生潜入孙中山的房间，割破他的公文皮包，拿走了所有欧洲成员的盟据和一封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重要介绍信，然后他们去见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孙宝琦，向他叩头，供认实情，并且献上偷来的文件作为赎罪的表示。使他们吃惊的是，孙宝琦叫他们把盟据退还学生，然后打发了他们。公使认为，即使没有这样一件引起公愤的事情，中国政府在法国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法国政府的信件暗示孙中山有高级关系，想起一八九六年在伦敦发生的事情，公使不希望被卷入一次可能会引起国际反应的纠纷之中。他虽然把这封信抄了下来并把信的内容向北京作了报告，却派人把原件送还给孙中山。这种小心谨慎的、几乎是胆怯的做法，与九年前那种大胆的绑架是大不相同了。这是清政府自八国联军干涉年代以来丧失威信和信心的结果。
此时，孙中山认为整个学生团体都背叛了他，他处在危险之中。他迁到另一家旅馆去住，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朱和中。朱和中打电报给一个布鲁塞尔的学生，这个学生赶到巴黎，经过长时间才找到孙中山的住地。孙中山感到非常伤心，他早就知道“读书人不能革命”，他们不如会党可靠。当他知道只有四个叛徒，要求重新开始登记时，他才感到一丝安慰，但他对失掉法国政府的信件仍然感到苦恼。就在这个时刻，公使馆的信使把它送回来了。孙中山的秘密谈判虽然暴露了，但是来找他的这个学生胡秉柯却看出了公使馆不愿采取行动。胡秉柯去拜见了公使，公使问他是否收到还给他的盟据，劝他好好读书，不要去搞政治运动。
有了悔过自新的机会，大多数学生接受了劝告。“我们到底是学生咧？抑是匪党呢？”一个叛徒问道。另一个叛徒说，革我们自己革，不要三合会和哥老会那些乱七八糟的领导。只有十四个人重新登记为会员。在这些人中有布鲁塞尔小组的三个成员（他们一开始就是激进的）、朱和中和另外两个柏林的学生，还有一个是巴黎的。
由于保住了这些活动分子的忠诚，孙中山还是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他还给冯自由写信说，他在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成立了新的革命团体。在欧洲的湖北活动分子也给他们在东京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鼎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劝在欧洲的留学生完成学业，取得清政府的官职。当革命爆发以后，就能给他们领导职位。如果急需他们，他会给他们打电报，尽管他宣称，开展革命运动，将先用留日学生。这样，当孙中山在六月十一日离开马赛登上“东京”号轮船时，他自信能最后攻克在东京的学生的主要堡垒。
他的这次旅行扩大他的联系范围。同船的旅伴中有一人叫张人杰（张静江，一八七六——一九五○），是浙江一个绅士人家的后裔，在上海有商业势力。张静江是孙宝琦的巴黎使馆的商务随员，后来在法国首都做生意。张静江同情革命，不久就和巴黎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他听说过孙中山的事迹（事实上，他能帮助说服孙宝琦对学生的越轨行为采取宽大处理，愿意资助革命。张静江向孙中山保证，什么时候需要钱，只要给他一封电报就是。他们商量好一套密码，其中字母“A”表示需要一万元，“B”需要二万元，以此类推。他准备提供到“E”的数目，也就是五万元。据孙中山的回忆，张静江履行了他的诺言，并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期间，成为他的最大的经济支柱之一。像张静江这样出身的人愿意在孙中山的事业上投资，这是自孙中山在十年前开始宣传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另一个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