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利于革命的形势：这个腐败无能的中央政府为了挽回它在权力和威信上的损失，发起了它先前曾经反对过的变法维新。清政府现在希望像日本那样，维新会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这个政权是明显的软弱，特别在外国压力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由此产生的空前的财政赤字，使得加强中央集权要么说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维新不但没有恢复帝国的权力，反而招来对中央更多的要求。它增加了许多竞争并且导致了公开的对立。此外，当外国征服者决心支持他们特许的朝廷时，清廷是很难使它自己与民族主义的革新动机相一致的。它已经丧失了威信和能力，从本质上说，它缺乏能力、知识和领导一个民族复兴的创造性的精神。
皇帝和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结构，这个结构的日益衰弱，在一九○五年终于暴露出来了。维新的一年也是非同寻常的动乱的一年。民族主义的压力、离心力和一个财政赤字所带来的普遍的社会灾难，排除了进行有序改革的可能性。有关土匪暴行、抗税、会党起义、罢工以及排外暴乱等等的报告，像洪水一般涌到北京。这样，采取镇压措施的命令，对颠覆文学的禁令与鼓励现代工业和教育的崇高的敕令互相辉映。当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扩展到内地时，排外运动（政府对此是有责任的）又重新爆发了。本地的企业家和投资者痛恨外国的竞争，而群众发现外国人是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适宜对象。这年的夏天，中国商人和学生发动了一个抵制美货的运动，民族主义的报纸对这个运动进行了大肆宣扬。这个抗议美国排外法律的运动，是把传统的抵制武器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武器来使用的第一个例子。上海商界的一个领袖宣称：“当我们的政府不能起而反抗时，人民就要起来反抗了。”十月，在广东连州五个长老会传教士的被杀更加恶化了和美国的关系。
海外的学生（他们是新教育出来的精华，维新的成功要依靠他们）不承认官方的“新政”。一月间，在东京的留学生要求皇上颁布一部宪法。但在九月，当帝国考察团的五个成员出发去对外国政府进行考察的时候，一个学生民族主义者在邹容的《革命军》和梁启超的早期著作的鼓舞下，向他们掷下一枚炸弹。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当局之间的隔阂变得更大了，再也不能用匆促的维新措施来愈合。学生——知识分子已经从日本的成就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这一年，他们有了俄国的革命榜样。
总之，这是一个对孙中山极有利的时机。到一九○五年年中，他把绝对不愿接受清王朝统治的各种组织联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
在这决定性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孙中山在欧洲从侧面上接近学生。在伦敦时，他住在荷兰公园英国友人摩根的家中，接受了朱和中和贺之才（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留学生）的汇款和邀请。他在俄斯敦港登岸，然后驱车到布鲁塞尔，住在一个学生宿舍里。等朱和中从柏林到来之后，孙中山就开始同五个学生进行讨论，这五个学生是欧洲大陆近五百名中国留学生中最为活跃的分子。
没有必要同这些学生辩论革命的功过。朱和中和他的朋友们是湖北的民族主义骚乱的产物，他们由于奉行极端主义，实际上被“流放”到了欧洲。现在该由孙中山向他们表明他有资格领导这个他们寄予希望的广泛的革命运动了。他向他们说明他对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他也阐述了他的“五权宪法”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另外加上两个经他改造过的中国传统的机构——考试和监察机关。学生们虽然对孙中山在理论上的阐述感到满意，但他们却不同意他的策略。朱和中坚信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意思是指学生）。他指出，策反新军（它的许多军官都是归国留学生）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朋友吴禄贞（湖北新军的一个军官）成功的鼓动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孙中山始终认为有功名的人和军官搞不成革命的。他为会党辩护，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会党的人，并把他们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朱和中以一九○○年唐才常汉口密谋的失败教训为例进行反驳。他和梁启超这类支持密谋者都认为哥老会在政治上极不可靠，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抢劫。他还提醒孙中山，孙过去所以失败就在于缺少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争论了“三日三夜”后，才决定给予学生和会党以同等的地位。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意见，认为留学生中凡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者，均可做革命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