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中山地位承认的迅速性也反映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紧迫感。他们急需行动和选出一个适合他们情绪的领袖。他们选择他，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革命战略家和策略家的声誉。日本人的支持、他们的欧洲朋友的推荐和孙中山在东京给人深刻印象的表现，验证了他们多年来就听到的对他的评价，那就是：这是一个毕生致力于革命活动的人。而当他们发现他并不是如他们过去所以为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大盗时，就没有理由作更多的考虑了。这个人有广泛的联系、手段和信心去完成他们所希望完成的工作。他既然谈到抵制美货，那他就一定在香港有商界的朋友，因为他们是处在这个鼓动的中心，他所以谈到三合会，那是因为他和他们在一起干了十年。不光是由于他比大多数的学生领袖年长十岁到十五岁，而且因为他同清王朝的战斗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更长、更公开。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彻底地检验在大范围内的内在的反满力量。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胜利的象征。他们不仅要求一切迅速的革命，而且要求一切能够预先防止外国干涉的革命。在准备同清王朝摊牌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外国人。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狂热的最初的浪潮是由反对帝国主义激发起来的。而现在，由于希望能够避免同外国人的直接冲突，或者把它推迟到中国更强大一些的时候，反满就成为焦点了。这样，设法使革命受到外国的尊重，并且使它进行得平稳而有效，使外国人找不到借口来进行干涉，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和湖南人会见时采取的方法。此外，孙中山还是唯一能用权威的口吻谈到外国态度的革命领袖。学生们只了解日本。但是，孙中山正如他自己反复声明的，他走遍全球，包括欧洲和美国以及它们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地。
如果有哪一个人具备“文明的”或者令人尊敬的形象，就像革命者希望向海外介绍的那样，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早先，文人学士们对孙中山这种向外国人作出主动的行为表示鄙夷，现在，知识分子拥戴他，又主要基于他素负盛誉的外交才能。
因此，孙中山在一九○五年取得的领袖地位是有附加条件的。他不是知识分子那种理想的领袖，而那种领袖在各方面都是符合儒家传统的标准。年轻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孙中山，主要还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学问，而是因为他有公认的活动能力。从领袖无需提出独到的思想，而只需提出达到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这个意义来说，这只是企业家式的领导。虽然同盟会采纳了孙中山提出的主张，但是它的学生会员并不需要向孙中山学习民族主义和民主。孙中山引为骄傲的是一些在思想体系上的创新，如用地价税的方法达到社会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等等，是最叫人不关心的东西了。
虽然孙中山缺乏解释思想权威只有在以后研究行动中的同盟会时才能作出适当的解释，这里只需指出，在同盟会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又为筹措经费的事到河内和新加坡去了，而他的新的助手们却发动了对梁启超和君主立宪派的论战。孙中山曾对他的追随者论证，三大革命——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可以同时进行。当他们同对手争辩这一理论时，孙中山却在从事他自己选定的进行密谋的实际工作。欧洲和东京的学生们对会党的重要性的怀疑，表现出他们对孙中山的战略并不是很热心的，只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已。
最后，这个领导之所以软弱，还因为他许的愿太多。一个领袖的威信在于他能否迅速拿出成果。但是以孙中山社会地位之低微，以他的个性和他的作风，在任何别的条件下他都不可能担任领导。他的许愿既出于他的自信，也出于他的软弱。
身居领袖地位的孙中山，最后不得不满足较之反满斗争更多的要求。在中国，和在别的处于革命中的国家一样，生龙活虎式的革命过程和最后取得政权是不同的。本章前面已经指出，官方下令的维新引起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些影响的革命性质还未显露出来。然而，王朝权力的新的争夺者——地方官绅和军政要员，却处于争夺革命果实的战略地位，他们在孙中山的下一阶段的经历中，将对孙中山的威信和权力构成了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