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孙中山更懂得学生的支持必要性。但他不愿给学生以领导地位和他对会党的高度评价是有理由的。为了使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和战略家所具有的胆略显得重要，他必须证明他过去十年来奉行的策略的正确性。在广州和惠州他都同三合会结成同盟，在前一年，他在夏威夷和他们在一起，在美国开展工作。如果他能够证实他们的重要性，那么他作为一位三合会专家，自然成为最高领袖，这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如果新军是主要的活动场所，那么孙中山的资格就比不上这些学生活动分子，更比不上东京的学生活动分子了。虽然孙中山希望学生参加进来，但他希望这是由于力量的吸引，而不是由于革命力量的软弱。尽管他在财政上遇到明显的困难，但他不愿承认他离开了他们的不利性。举出上一代知识分子背叛他的事例，孙中山不情愿地告诉这些青年学生，他们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想像的那么重要，一贯被士绅蔑视的三合会和哥老会，对革命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他们。此外，由于孙中山在欧洲尚未和年岁大一点的、名望高一些的民族主义学生打交道，因而能够采取一种比较独立的姿态，并坚信自己是一个年长资深的革命者。
然而重要的是，他和欧洲学生的靠近说明了他的方法特点：调和各种不同的、互相排斥的矛盾聚集。每当孙中山求助于一个特定的集团时，他常常提到其他一些他自认为可以掌握的集团的重要性。他努力证明其他的这些集团正在聚集力量，而新的集团参加进来就会马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表示要给每位听众一份他认为即将获得的胜利成果。他对学生谈会党，然后他又对华侨谈会党和学生。有了华侨的钱和知识分子组织者，他就可以在三合会的基础上发动起义，这样也就可以从海外筹集更多的资金。外国人是他力求联络的另一部分人，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告诉他们，他个人主张在一切进步分子中煽动反满，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和军队。当他和外国的联系给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时，他的圈子就臻于完善了。虽然这个手法中有几分明显的欺骗性（孙中山力求尽快地把希望变成现实），然而这也是事实，即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同五花八门的人打交道。
随后在布鲁塞尔一个更大的学生团体的一次集会上，孙中山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的领袖被承认了。但他没有给这个组织起一个名称，因为他知道在欧洲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得不是试验性的、没有约束力的。他必须在这里证明的是，在一个非粤籍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也能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的成功可以抬高他在日本取得领袖地位。实际上，这是他担任主角的第一次彩排。
在这次布鲁塞尔会议上，孙中山把大约三十名学生吸收到当时随便称呼为“革命党”中间来。他挥笔直书他自一九○三年以来逐步完善的四条政纲的誓词，誓词的简洁使学生们大吃一惊。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相信康、梁说孙中山目不识丁的妄言。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穿着和欧洲人一样，他向穿长袍的学生们说明，他对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同时也表示他在会党的密谋手段方面具有专门知识。他给宣誓仪式带来一大套传统的、秘传的花样，这或许是他前一年才摭拾来的。他仿照三合会的做法，要学生在誓词上签名时用“天运”代替中国一般常用的年号。使用“天运”的象征是否认清王朝，意思是指清王朝已失去“天命”，一个崭新的、中国的纪元开始了。孙中山在兴中会的文告中从未用过“天运”这个年号，但在一九○四年他为美洲致公堂起草新章程时这样用了。孙中山还教给学生们各种秘密手式、口号，这些全是从三合会的仪式中搬过来的。这次，他加上他的已故的追随者陆皓东、史坚如的名字，以此代替老三合会英雄们。
在摆好姿势和他新吸收的成员照了一张相以后，孙中山回到伦敦，在伦敦他只吸收了一个学生皈依者——吴稚晖（孙中山现在第一次和他见面）。而吴稚晖还在犹豫之中。但当孙中山在东京获得成功之后，他也参加了进来。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活动，他在柏林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和朱和中的同学们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一个学生反对“平均地权”，另一个学生则不甚赞成“五权宪法”，而服膺德国宪法据以为基础的普鲁士模式。但是，由于德国是个君主国，因而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榜样，孙中山在辩论中胜利了。二十个学生加入了组织，在出席的人中只有两个没有参加。在下一站巴黎，孙中山扩充了他的纲领和战略。他谈到“约法”（临时宪法），说它将为实现群众完全的宪法权利作准备。他还强调节制资本重要性。这个加上防止在土地价格上进行投机的“平均地权”的方法，最终构成了他的社会主义纲领。在吸收了十个学生加入组织后，孙中山请他们捐款。他说，在广东一广西一带的起义即将举行，他需要钱买军火。一个学生答应拿出二百法郎半月的官费，其他的人也都捐了钱。孙中山对他们介绍他青年时代的轶事和他革命的惊险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