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外交事务，孙中山的语调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是他专门讲给中国人听的。他断言，如果中国人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来证明他们是有力量的、能战斗的，只有如此外国人才不敢再来侵犯他们的主权。假如中国有内在的物质力量，那么外国人就会害怕并且尊敬它。他指出，当前的抵制美货运动不仅使美国而且使所有西方国家都感到恐慌。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一点，西方列强就“震惊”，“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孙中山在东京的首次公开露面中，抓住了年轻的中国人的情绪。他的乐观主义，以及诉诸基本的民族感情以及他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共鸣，他们不喜欢听那些说中国落后、软弱的话。无论是严复所关心的天演论或是梁启超所关心的外国的优势力量，都不能保证迅速恢复中国的强大。他的“人力的进步”的理论要求中国（以它独特的传统和潜在的力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从而取得迅速的发展，以至全世界很快就拜倒在它的脚下。他保证，全世界将不得不再一次向中国这个榜样学习。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理论使年轻人的抱负得到了满意，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家庭，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中国的一切问题诸如群众的缺乏教育，制度上不健全，外国的威胁等等，都会被“志士”清除干净，他们的干预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这就是孙中山向学生建议要请他们担当的角色，他们对演说报以极为热烈的掌声。于是，又有两位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和末永节出来讲话，认可孙中山具备了代表觉醒了的中国说话的资格。
剩下的就是履行手续了。一个星期以后，八月二十日，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个集会是在阪本金弥家中举行的，他是日本的国会议员，在中国有煤矿利益。孙中山的胜利，以他当选为同盟会的总理而固定下来。有三百多人宣誓入会。又有一些人对“平均地权”产生怀疑，也许是它听起来太像土地改革。但是孙中山的这个地价税方案终于被接受了，这与他的不仅要同欧洲竞争，而且还要超越欧洲的决心相一致。这个团体通过了黄兴起草的章程，选出了三十个人来领导三个部，它们是仿效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的。东京被指定为总会所在地，在五个地区部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湖南人把他们自己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献出来作为新的组织的机关刊物。这样，同盟会就初步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党的一切特征的党，一个具有等级制的结构，一个纲领，一个宣传机构和一个行动计划的党。
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导一批有才干的人去进行一个有组织的民族政治斗争。当他到达这一步的时候，他在兴中会的老同志中，几乎没有人能分享他的权力。同盟会是一个学生知识分子的运动，在他的同事中只有像冯自由这样参与学生骚动的人，参加了领导。孙中山的新的助手们大多数来自以前的华兴会，它的领袖黄兴和宋教仁对孙中山的统一号召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不久，另一个类似的组织光复会也参加进来。到一九○六年，将近有一千个新会员在孙中山的誓词上签名，在他们当中，有将近九百人在东京。虽然当时的学生总数高达一万五千人，同盟会需要他们中间最具有政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人的忠诚。自一九○○年以来兴起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如章炳麟、陈天华、杨守仁、张继等知识分子。《苏报》案和另外十几起与当局发生冲突的事件的老战士们，都参加到同盟会的队伍里来了。成百的归国留学生最后把革命的消息传遍全中国，并渗透到政府正在兴建的现代教育和军事机构中。同时，孙中山保持并扩大了他在香港和各通商口岸、南洋以及更远的华侨社会的影响。
这样，在朝廷开始开展维新的一九○五年，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孙中山最后建立了他的事业，这是他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如果他的成就到此为止，那么，他作为少数农民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之一，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他自己的烙印。但是，联系到他被承认为领袖时所处的情况和他的领导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最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很少在一九○五年取得胜利的突然性。多年来他在附近的横滨，都冒险到学生的营垒中去。现在他像一股旋风突然出现在东京。仅仅在他到达的十天以后，杰出的学生领袖们（他们第一次见到他）就欣然接受他的统率。仅几天的时间（如果不是几小时），一个政治团体就发现了一个领袖。在经过最短暂的个人接触和思考之后，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被迅速承认，这证明了他的人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