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复会的领导人（他们同被监禁的章炳麟有联系）准备以他们自己的起义，来支持黄兴策划的长沙政变。黄兴的密谋失败后，他们把计划藏起来等待以后的时机。
所以，到一九○四年底，这两个并行的运动都没有在单独负责的地位上去实现他们的革命目标。虽然东京—上海的—些小册子作者们的民族主义激情未曾减弱，但是从理论到行动的转变来得太快了。他们不是把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实用的言论变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去创立一个组织去请求群众对这些口号的支持，而是重蹈早期兴中会的冲动的覆辙。他们甚至在自己所写的动人宣言墨汁未干之时，就开始制造炸弹了，在他们的密谋成为泡影、暗杀归于失败后，就以在东京或上海的公共租界避难来结束他们的事业；至于在组织的内聚力和团体意志方面，他们并不比流亡的兴中会领导人强。此外，这些团体同粤籍及闽籍华侨都没有任何联系，而这些华侨的财富是革命经费潜在的最大来源。
这些学生屡遭挫折，以及梁启超最近放弃他的准革命的地位，才使孙中山的运气突然降临。学生对大陆的渗透已为革命煽动打下了一个新的基石，他们最初的失败则为一个在阴谋艺术方面更老练也许更聪明的能手留下了一条通路。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声望是毋庸置疑的。一九○四年夏天，在为了庆祝西太后即将到来的寿辰而宣布大赦造反者时，有三个人是排除在外的。孙中山的名字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一同出现，被视为是罪恶滔天不可饶恕的社会公敌。
在通向学生的大门突然打开时，孙中山还在纽约。刘成禺告诉他在欧洲学习的湖北朋友们，在孙中山路过那里回日本时，他们将有会见他的机会。一个在柏林的学生朱和中回忆说，“我辈至今群龙无首，……正可乘机觅孙逸仙”。孙中山这次又没有钱，他可从黄三德处或从欧洲的学生那里得到了旅费，在十二月十四日乘船去伦敦。
第12章十一建立同盟会
一九○五年标志了中国的事态已无转圜的余地。在这一年中，专制统治者自己提出了一个“新政”方案，它预示了清王朝旧的统治形式的结束。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以孙中山、康有为以及血气方刚的学生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所带来的结果。在权力结构内部，一些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官吏，如袁世凯、张之洞竭力施压，要求变法维新。他们在奏折中响应和重复激进的改良派在十年前就曾提出过的要求。然而，更重要的是，皇上现在对这些要求作出了新的答复。事实上，由于这些官吏们的催促，朝廷自义和团失败以来就一直在鼓励维新。这个新姿态的结果之一，就是学生们纷纷出洋，他们现在站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前列。到了一九○五年，朝廷甚至准备作出更大的让步。起初这仅仅出于维持生存的需要，有选择的“新政”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事物，它们再也不能被容纳在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了。现代工业、铁路、军队和教育制度的维新计划已经产生了新的功能、作用和带来一些利益，从而要求制度上的变革。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维新，而是什么样的速度维新，更确切地说，谁来领导已经在进行中的维新并从中得到好处。
同皇上竞争并且参与京城的政治活动的，是那些野心勃勃的总督们，他们的真实力量已在义和团事件中显示出来。还有一些地方上的官绅，他们新近才在现代企业中发现了财富的新源泉。到一九○五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上关键性的问题所在。随着拥有现金的外国银行家的出现（在中国，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愿意为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花钱），这个问题将更趋复杂化。
这一年对中国要求变革产生影响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就是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在近代史上，亚洲人第一次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教训是明显的。日本的君主政体，由于在十五年前颁布了一个宪法，就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型的国家。看见这么一个榜样，皇上恩准了袁世凯在一九○五年七月奏请将于十二年内成立立宪政府。西太后同意派一个考察团出洋考察宪政。八月，袁世凯奏请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九月，皇上诏准于明年废止。这个法令意味着独尊儒术的结束。同时，劝说地方上派更多的学生去欧美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