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由两个学生陪同，在湖南任教的张继也约好参加。然而他们在天津停留了数月，都无法找到适当机会潜入北京的紫禁城，这个密谋只好作罢了。
此时，杨守仁的同乡——黄兴，带头在家里商定了另—个更为周密的计划。黄兴在日本完成学业后，从一九○三年秋起在他的家乡任教。在有了东京的经历之后，他决定自己的主要职业是革命，而不是教育。他马上开始散发陈天华、邹容写的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和小册子，并在十二月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初期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归国留学生，其中有陈天华和刘揆一，通过刘揆一的关系，他们和新近成为湖南哥老会领袖的马福益结盟，黄兴和刘揆一在长沙附近一座多雪的山上同马福益歃血盟誓，为他们的反满联盟干杯，这使人想起了一八九九年陈少白那段经历。他们发现在这个学生和知识界的团体中不吸收会党的成员，而另外为他们的哥老会同志成立一个特别的分支机构，这样做更有利。另一个和兴中会相同之处是，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得到当时长沙圣公会的一位中国牧师的帮助。他们运动的政治方针并不比早期的兴中会更明确。反满主义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哥老会主要的共同点。
长江流域军事行动发生了新面貌，一大批武昌军事学校来的士官生和当地军队的许多士兵加入进来。许多海外学生已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他们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现在可以表露出来了。实际上，黄兴就是按照日本军队的模式建立起他的组织。除了哥老会白翊的好几万会员外，华兴会还有大约五百名从前的学生，他们第一次主导了中国的革命运动。而且他们的网状系统比孙中山在广州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更广泛。在湖北也有行动，那里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科学补习所的名义掩护下，把学生和士兵联合起来。同时与四川、江西和上海也联系上了，这些地区的代理人是杨守仁和章士钊。与孙中山的密谋相比，他们没有致力于寻求外国的援助。没有欧洲人卷入，也没有从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华侨中筹措经费。这些团体有着和中上阶层更广泛的联系，可以得到一些财政援助。据说黄兴和刘揆一借了五万元以应付开支，后来都失败了。
然而这些长江流域的密谋者和他们的广州前驱者一样鲁莽急躁，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一个直接的军事政变上。黄兴准备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攻打湖南省会长沙，当时政府官吏们将忙于庆祝西太后的七十寿辰。这次袭击将成为他的哥老会同盟者在该省其他五个地方一齐起义的信号。可是，政府又事先得到侦探的关于这次起义的密告，于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下令逮捕黄兴。和孙中山那样，黄兴在一位基督教牧师的帮助下化了妆，经过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逃出长沙，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黄兴被牵连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件，遇到了麻烦，不过这个事件仍然是和学生的民族主义狂热有关的。人们记得，一九○三年，广西巡抚王之春建议借用法国军队和他的亲俄倾向，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个同杨守仁、章士钊有过交往的安徽学生万福华，蓄意在公共租界刺杀王之春，但没有成功，他本人被捕，黄兴和其他一些人也被当成嫌疑犯被抓，由于发现黄兴和这个案件没有牵连，被释放了，可因为他同长沙密谋有关，中国当局要求重新逮捕他。黄兴逃往日本，为了帮助马福益，又和刘揆一返回大陆，马福益这时正在湘西筹划发动另一次起义。但是，他们在长江厘卡同卡弁遭遇，引起一场枪战，结果又第二次逃亡日本。马福益也在此期间被捕。直到一九○五年，湖南的学生战线在它的领袖流亡期间，仍暂时处于静止状态。
在这期间，上海的事情也一直在进行。一九○四年，东京暗杀队的一个成员龚宝铨回来了，他同蔡元培、陶成章一起组织了光复会，目的是加强长江下游包括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的革命领导工作。陶成章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军校学员，是该会有关会党方面的专家，他在本省一个名叫龙华会的分会进行工作。他为这个传统的会党所起草的章程，在方法上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按照这个方法，这些学生企图把新的政治概念输入到那些垂死的秘密结社中去。他想通过乞灵于孔子的威望，使革命和共和主义更合口味，他谴责那些追随孔子的“儒家”歪曲了孔子的学说。像我们所熟知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革命技巧，不过除此之外，陶成章还加进了一条不寻常的土地改革条文，提倡实行土地公有制。